1940年，抗日女战士陈康荣在日寇刑场留下最后影像。照片中这位24岁的地下工作者挺立在日军中间，面对酷刑与死亡毫无惧色。

8月，在闽西永定山区，一处日军临时刑场上，一位身着血迹斑斑碎花旗袍的年轻女子傲然挺立。

她的身躯虽然布满创伤，但脊梁笔直。

她就是时年24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日女战士陈康荣。

这张由日军拍摄、意图炫耀“战果”的照片，永恒定格了一位巾帼英雄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凛然气节。

1915年，陈康荣，出生在缅甸仰光一个华侨富商家庭。

父亲陈锡梅早年赴缅经商，积累下丰厚家产，却始终心怀故国，时常教育女儿不忘根本，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优渥的生活环境并未使陈康荣成为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反而在父亲爱国情怀的熏陶下，自幼便对遥远而多难的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

1930年，15岁的陈康荣随父回福建永定老家省亲。

她选择留在国内求学，考入厦门大学。

在厦大，她才华横溢，思想进步，是公认的才女兼校花。

她写新诗、演话剧，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成为校园内爱国学生团体的骨干分子。

彼时，日寇侵华步伐日益紧迫，民族危机空前深重。

“九一八”的悲愤、“一二·九”的呐喊，深深震撼着这位热血青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父亲忧心忡忡，多次从缅甸寄来信件和船票，催促爱女速返南洋避难。

面对父亲的关爱与担忧，陈康荣内心经历激烈挣扎。

最终，她毅然撕碎了船票，在给父亲的回信中，郑重写下八个大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她决心放弃安逸富贵，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

怀揣着报国之心，陈康荣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她最初在厦门从事抗日宣传，奔走于街头巷尾，动员民众，鼓舞士气。

因表现突出，组织信任，她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更为艰巨的任务。

1938年，厦门形势日益危急，组织派遣她深入闽西永定山区，开展地下工作。

为便于隐蔽，她的公开身份是抚市镇一所小学的教师。

白天，她是“陈先生”，夜晚，她则化身不知疲倦的革命工作者，秘密传递情报，为游击队筹措物资药品。

山区生活异常艰苦，但陈康荣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应对自如。

一次，汉奸引领伪军突然搜村，情急之下，她抓起灶台灰抹在脸上，挎起装有地下电台零件的篮子，佯装成村妇，以一句“老总吃地瓜不？”巧妙应对，骗过敌人盘查。

她的坚定与机敏，使她很快成为闽西地下党组织的重要骨干，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40年，一位名叫张耀升的旧日大学同学突然到访。

此人早已成为贪图富贵、毫无气节的叛徒。

他衣试图以“爱情”和“送你去日本享福”为诱饵，劝降陈康荣。

陈康荣一眼看穿其丑恶嘴脸，怒不可遏，一口唾沫啐在其金丝眼镜上，厉声斥责：“你也配提中国？！”

劝降失败，张耀升恼羞成怒，当即向日军告密。

当夜，日军包围了陈康荣的住所。

察觉危险的她，第一时间奋力撕碎重要情报塞入口中吞咽，并迅速取下窗口作为警示信号的衣物，试图通知战友。

然而，敌人来得太快，她不幸被捕。

日军深知陈康荣身份重要，企图从她口中撬出闽西地下党的全部秘密。

他们先是许以高官厚禄、金钱诱惑，遭到陈康荣轻蔑拒绝后，便动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

刑讯室里，鞭打、吊拷、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种种酷刑轮番施加于这位年轻女子身上。

她却没有背叛，吟诵起自己写的诗句：“青春无价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岂惧剥重皮！”

这诗句，是她信仰的宣言，也是对敌人的无情蔑视。

连续三天三夜的酷刑，未能让她吐露半个字。

1940年8月16日，丧失耐心的日军下达了处决令。

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枪决，为了发泄兽欲和震慑群众，竟决定采用极端残忍的活剥皮酷刑。

刑场设在抚市镇外的山墩上，陈康荣被拖到刚刚挖好的土坑前。

她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然而，当刽子手逼近时，她猛然挣脱束缚高呼：“父老乡亲！别低头！等着我们的旗！”

呼喊声未落，黄土便劈头盖脸地掩埋下来。

据目击者事后回忆，那浸满鲜血的碎花布在黄土下挣扎、鼓动了很久。

陈康荣牺牲的噩耗传来，她的丈夫黄永华强忍巨大悲痛，连夜穿越封锁线寻找游击队，怀中紧揣着妻子留下的最后一封血书，上书：“把我名字刻进山河。”

她牺牲四年后，中共闽粤边委为纪念这位英勇的女英雄，将一支活跃在她战斗过的地区的游击队命名为“康容支队”。

而那个出卖她的叛徒张耀升，最终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

解放后，他被依法处决。

陈康荣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4岁的盛夏。

她出身优渥，却选择了最艰险的道路，她青春正好，却慷慨赴死，她身躯柔弱，却承受了最残酷的折磨而意志如钢。

那张日军留下的最后照片，与其说是他们炫耀武力的证据，不如说是他们失败的记录。

年年岁岁，灼灼其华，永不凋零！

主要信源：（《福建党史月刊》金台资讯——“金丰大山红杜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