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洋人要求清政府处死一批主战派大臣。当名单递给慈禧时，慈禧圈下一个名字

庚子事变后，洋人要求清政府处死一批主战派大臣。当名单递给慈禧时，慈禧圈下一个名字说：“这个人绝对不能杀，如果杀了他，我们只好继续打了！” 这份由十一国公使联署的名单，从京城八百里加急送到西安时，每一个字都透着杀气。 领头的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是罪魁祸首，慈禧心里有数。山西巡抚毓贤、大学士刚毅，是主战先锋，洋人恨之入骨。这些人，不杀不足以平洋人之怒，不杀，《辛丑条约》的字就签不下去。 她提着朱笔，一个一个地看下去，眼神冷峻。直到一个名字跳进眼里——甘肃提督，董福祥。 她手里的笔，停住了。 旁边的庆亲王奕劻躬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说：“老佛爷，就是这个董福祥，带着他的甘军围攻东交民巷，枪杀了日本公使馆员杉山彬。洋人说了，可以饶过王公，但这个武夫，必须死。” 慈禧没理会他，只是用笔尖，轻轻点了点“董福祥”三个字。 许久，她抬起头，环视着满屋心腹大臣，一字一句地说道：“别人都可以商量，唯独他，动不得。” 殿内一片死寂。一个武将，为何能得到如此庇护？ 大臣们不敢问，但他们都想到了同一件事：数月前，当朝廷下诏向天下兵马征召“勤王”时，天下督抚是何反应？ 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朝廷最倚重的封疆大吏，联合起来搞了一个“东南互保”，公然抗旨，坐视京城被围。 整个大清国，真正带兵赶来北京护驾的，只有董福祥和他那支从黄土高原杀出来的甘军。 在那个最绝望的时刻，是董福祥的军队，在北京城下与八国联军硬碰硬地打了两个多月。是董福祥的军队，在慈禧和光绪仓皇西逃时，一路护驾。 从北京到西安，千里逃亡路，如果没有董福祥的兵马护送，皇帝和太后的銮驾，恐怕早就散在了荒野里。 这份忠诚，是在众叛亲离时唯一的温暖，是在万念俱灰时最后一点依靠。 现在，洋人让她杀了这个唯一来救过她的将军。 慈禧缓缓放下笔，她看着眼前的王公大臣们，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国难思良将。如果连董福祥这样有功的忠臣都保不住，将来国家再有难，还有谁肯站出来？” 这番话，让所有人心中一凛。 他们瞬间明白了，老佛爷保的不是董福祥一个人，而是天下所有还忠于大清的人心。 杀了董福祥，就是告诉天下人：忠诚，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一文不值。这比割地赔款更能摧毁一个王朝的根基。 这才是“只好继续打了”的真正含义——那不是跟洋人打，而是跟自己建立的“忠义”规矩打，是跟人心打。这场仗一旦开打，大清就真的离亡国不远了。 京城的李鸿章还在与洋人艰难谈判，催促的电报雪片般飞来。 “各国公使态度坚决，非杀董福祥不足以结案。” 慈禧的回复只有八个字：“董福祥护驾有功，贷其一死。” 这成了清廷在谈判桌上最后的底牌。李鸿章拖着病体，反复向列强陈述利害：董福祥在军中威望极高，尤其在西北盘根错节，杀了他，必然激起兵变，西北将永无宁日。这对刚刚谋求稳定的中国局势，对各国在华利益，都将是巨大的灾难。 洋人起初不信，他们见惯了清廷的软弱。 可这一次，无论如何施压，清廷在董福祥的问题上，寸步不让。 最终，洋人妥协了。他们可以接受一个被剥夺一切官职、永不叙用的董福祥，但不能接受一个因他而彻底失控的中国西北。 惩处诏书下达的那天，董福祥仅仅被“革职”。他没有像毓贤那样身首异处，也没有像载漪那样流放千里，他安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甘肃，直到190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