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年毛主席写给任弼时的，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请赐教。 1950年10月27日，北京。天还没亮，任弼时去世。突发脑溢血，抢救没成功，人没留下遗言，走得太快。 那时候他才46岁。 消息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完，放下纸，不说话。谁都不敢催。 过了会儿，他提起笔，写了一句话：“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不是那种照着念的客套话。他和任弼时之间的事，太长，不用说别人都懂。 但这几个字，后来被人贴在《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的扉页上，又被写进报纸、挂进档案馆，一留就是几十年。 回头看，他们俩的关系，不是那种上下级的公事往来，也不全是革命搭档。 更像是一种长期积下来的默契，不用讲太多。你在那儿，我放心。你说话不多，但我听得进去。 往前推几十年，1915年，长沙。 一所叫“第一师范”的学校。毛泽东已经在那里混了两年，那时候他刚二十出头，搞活动、写文章，是个活跃分子。 任弼时小两岁，刚进校，老实，不爱多说话。 可书念得快，观察也细。 两人不算多来往，但都知道对方。后来毛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任弼时跟着参加。 再后来，两人各自上了不同的路，但方向没变。 1921年，任弼时被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念的不是学位，而是一门“怎么干革命”的课。学了一年多，1922年回国，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从那时候起，基本就是一条道走到头。 中央让他去哪他就去哪，干青年，干组织，干宣传，哪里缺人他就去哪里。 1928年、1929年，他连续两次被抓。 不是小事。 那会儿只要被抓进去，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他撑了下来。敌人找不到证据，但刑没少上，头也从那时起开始不好。 后来常年头晕、犯虚。他从来不提，也不耽误活干。 长征以后，任弼时去了延安。那时候的他，已经是一摞摞文件背后的处理人。 写材料、组织干部，事事都过他手。 会议多的时候，连轴转，有时夜里一两点，窑洞还亮着灯。别人劝他早点休息，他说“改完了再睡”。 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五位书记。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加上任弼时。他是最年轻的，也是身体最差的。 书记处里，他多负责组织方面的事，还有青年工作。大事要过目，小事要处理。别人能分出去的工作，他接得住，也能扛住。 到1949年，身体已经非常不行了。 那年春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他本来不该去了。医生不止一次建议静养。可他硬是坚持去了，会议期间还晕过去一次。 会后直接被送去玉泉山休养。 毛泽东知道后，派人送去一缸金鱼，还写了封信，叫他安心养病。 信很短，不带任何官话，就两三句问候。 任弼时回信，说“谢谢主席关心”。鱼缸他摆在书桌旁，每天看上几眼。 可没多久他就说要工作，他不习惯闲着。 中央考虑后，同意他恢复工作，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毛批了这件事，还专门注明“只负责组织和青年工作，不能太累”。 但这“四小时”只是纸面上的安排。 他一回到办公室，很快就又是八小时。材料多，他一份一份看完再批。批不完不走，他说：“每天都要推进一点，不然总是积着。” 身体撑不了多久。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正在密集研究朝鲜战局的对策。 抗美援朝的大决策就在那一段时间形成。任弼时每天都在参与。有一天开会开了一整天，回去后脑血管出事，倒下了。 抢救时还能动眼，试图和人打招呼，但说不出话，过了两天，人没了。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去了他家，站在灵车前面，眼圈红了。 不说话，跟着送出门。那是景山东街，风有点凉，街上不吵。有人在旁边默默看着，说毛主席那天像是一下子老了几岁。 灵柩抬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追悼大会。 社会各界代表都来了，叶剑英在悼词里，说任弼时是“党的骆驼”，一直负重前行，从不抱怨。 追悼会那天，《人民日报》整版出了报道。 照片上，任弼时躺在灵堂，身边是黑纱和白花。台下很多人戴着白袖章，低着头。有老工人、有学生、有干部，还有不少人看了报纸才赶来的。没有喧哗，没有口号，就是静静站着。 十一月，《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出版。 毛泽东写了题词，就那几个字：“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写完以后，他没再提。 题词被中央档案馆收存，又印在纪念集中封，字迹很熟，是他惯用的书风。 这些年说任弼时，说得最多的是他的“无私”和“奉献”。这些词都不新鲜了。 可你真去看他留下的材料，不多，写信、开会记录、工作备忘，几乎没有私人内容。他不是那种爱留话的人。 别人回忆他，也都是说“低调”“少说多做”“不争不抢”。 他没留下什么“名言”，也没搞出什么“传奇”。 不善言辞，不露情绪，工作时眼神一直盯着纸，看完一页批一句，写完放边上。旁边人想打断他，他抬头看一眼，然后继续看稿。 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任弼时办事踏实，交给他的事，从来不出岔子。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追悼会，也不是写文章的时候，而是一次内部布置工作时，随口提的。 说明他是真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