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夫人翟云英的军装照。翟云英原名安娜·卡兹米洛夫娜，母亲为苏联人，父亲翟凤岐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 那年刘亚楼三十六，翟云英十九。年纪差了不少，过往更是天差地别。 刘亚楼福建人，早年闹革命，十七八岁就跟着红军跑，前后打了不少仗，人到中年，脸上已经没了当年的稚气。他结过婚，两次，第一任是陕北的，生过孩子；第二任是苏联那边的，是苏兆征的女儿。但都没成。前一段是因为战乱，后一段也不知道到底哪出问题，总之没过几年就散了。 一九四五年，刘亚楼从苏联回国。人穿着苏军军装，化名王松，随苏军部队到了大连。当时他是少校身份，临时住在那边苏军司令部旁边，没亲人，没家属。中共大连市委的书记王西萍看在眼里，想着这人年纪也不小了，该有个家。就让市长韩光介绍了一个姑娘给他。 姑娘叫翟云英，在大连香炉礁小学当老师。人长得清秀，有点洋气，说话带点俄语味儿。家里情况挺特别的，父亲翟凤歧是东北出去的劳工，年轻时去了俄国，后来参加了十月革命，还真当过兵。伤好后留在莫斯科纺织厂，认识了一个苏联女工，名字叫安娜。两人结了婚，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中国。日子过得不容易，抗战开始后，翟凤歧被日军抓走，在监狱里死了，安娜带着两个孩子挺了过来。 就是这样的背景，两个人认识了。介绍那天刘亚楼穿得挺干净，衣服整整齐齐，人也瘦，眼神挺直。和安娜聊天，用的是俄语。说得很诚恳，说自己走南闯北，没个家，也想过点安稳日子。安娜不太同意，觉得他岁数大，又有过两次婚姻，怕女儿受委屈。但翟云英没犹豫，她说得很简单，“我认准的就行。” 两人后来结婚了。婚礼不隆重，甚至挺简单。照片倒是留下了一张，在哈尔滨照的。刘亚楼穿着军装，人站得笔直，神色很认真；翟云英穿一身浅色衣服，站在旁边，表情温和，看得出她是相信这个男人的。 那时候正打解放战争，刘亚楼老在外头。他在东北野战军任职，东奔西跑，天天盯着战事，根本顾不上家。翟云英带着孩子和其他干部家属待在后方，等探亲的机会。有一次去了前线，看见刘亚楼熬夜指挥，整个人瘦了一圈，黑眼圈都冒出来了。她一下就哭了，边哭边说“你怎么瘦成这样”，刘亚楼就说，“别哭，容易让人心烦。” 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中央决定成立空军。这个时候，没人知道怎么搞空军，国内也没多少人会开飞机，训练、制度全是一张白纸。毛主席拍板让刘亚楼来干。他知道这是块硬骨头，但还是接下来了。 最开始连飞机都没有。他四处跑，找人要经费，跑到苏联谈合作。一天到晚地忙，从白天到深夜。他定了训练方针，“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这八个字成了之后空军的基本守则。 他还很重视文艺。觉得军队光靠打仗不行，还得有士气，有文化。他组织成立空政文工团，把各地的文工队合在一起。后来出了不少像《江姐》这样的文艺作品。很多人觉得这是个细节，但他觉得这事儿重要。 这些年里，他一直没怎么陪家人。孩子越来越大，妻子有时会跟他说，“你哪天能陪我们出去转转？”他笑着说：“哪有时间啊。”她说：“你总这么忙，哪天真累趴下了咋办？”他就一边扣扣军帽一边说，“我是司令员，不累谁累。” 一九六四年秋天，刘亚楼查出病来，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他人本来就瘦，再加上病一折腾，很快就虚了下去。每天还是惦记空军的事，直到病情严重到说话都喘的时候，才开始要见家人。 在医院的时候，妻子天天守着。他躺在床上，有时候还能硬撑着说两句，“你别难过，我这辈子不亏。”她听到这话，一句话说不出来，就把手握紧了些。刘亚楼最后一句话，是对她说的，“有你陪着，挺好。”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号，刘亚楼去世，终年五十五岁。第二天报纸上登了讣告，规格不低，空军的人都穿了白袖章送行。 那之后的日子不算太平。文革开始了，翟云英也没能避开。被批斗，下放农场，喂猪、种菜。母亲安娜也受牵连，被贴了“白俄老太婆”的标签。但她扛下来了，靠着当医生的手艺，一点点熬过那段日子。 她没忘刘亚楼的嘱托。照顾孩子，照顾老人，每月还给刘亚楼的父亲寄生活费，从没间断，一直寄到老人去世。她自己干到退休，兢兢业业，从来没想过找个轻松点的差事。 到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缓和，她找回了在苏联的亲戚。那天在北京机场接人的时候，她穿着一件藏青色外套，头发整整齐齐，人站在那儿不说话，眼圈却红了。她后来跟人说，“亚楼要是看到，应该也会高兴。” 二〇二一年冬天，北京的天灰扑扑的，冷得人直哆嗦。她在空军总医院走了，九十三岁。没惊动太多人，圈子里的人知道她是谁，也知道她守了这个家守了多少年。 她走的时候，家里那张老照片还贴在墙上。照片上的两个人，一个站得笔直，一个站得安静。房间没开灯，天光从窗户外头照进来，把照片照得一半亮，一半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