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不徇私情，对亲戚要求很严格。 延安的秋天有点干，风吹过来的时候，黄土就贴在人脸上。 1937年，毛泽东在这里收到了一封信，是他表兄文运昌托人带过来的。两人已经十年没联系。 这一封信里，亲情有，客气也有，最主要的，是有个请求。 信的意思不难猜，家里过得紧巴巴，想来延安找个差事，图个安稳。也不能说开口不合理，那时候全国到处都乱，文运昌又是长辈，自然想着，自己表弟如今在延安举足轻重，能不能搭把手。 毛泽东没回绝得生硬，他写得挺周全。 先说“痛惜八舅父母的去世”，又说“看到你来信我很高兴”。情分放在前头，不冷不热。但话到中间，他直接写：延安没薪水，待遇平等，伙夫和司令一个标准，来这边也帮不上你什么。说得清楚，不拖泥带水。 他甚至提到之前给泽覃烈士的遗孀寄了点路费，还特意说明那是公家的钱，不是私人资助。加了一句“敬祈谅之”，意思很明白：这不是我偏心谁，别拿这事和你比。亲兄弟明算账，他把规矩摆在了信里头。 很多人看这封信，觉得冷。亲戚有难，表弟不帮，怎么说得过去？可当时延安的情况不是谁都能体会的。大家吃饭靠定量，穿衣靠配发，真没有多余的口子给谁开方便门。毛泽东讲这话，不是嘴硬，是实情。他不是不念旧情，而是知道，一旦让一步，后头的事就不好收拾了。 延安那几年，很多事都靠自觉撑着。供给制是一条底线，不管是谁，都不能例外。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信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做生意的。想来延安混口饭吃，这想法不现实。信里说得明白：“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没有多余话，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也不是不关心人。他在信末写了不少家常话，让表兄有事常来信，也愿意听听乡亲们的情况。只是这份关心不能变成安排工作的理由。他把这条线画得很清楚：来信我欢迎，谋事就免了。 很多年之后，还有一封信被人提起。1954年，毛泽东写信给湖南湘乡的石城乡干部，说文家人不能搞特殊。如果有违规的，按规定办事，别怕他们姓毛。这信的语气更直接，说明他这份公私分明的态度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直如此。 有时候，原则这种东西，说起来容易，真碰上了自家人来求，就难了。毛泽东不是没感情的人，他写信的时候，也肯定是心里打过鼓的。但最后他还是坚持不帮。这不是不近人情，是知道一旦开了口子，后面就挡不住了。亲戚之间，有人得红了眼，说不定会一传十、十传百，闹出乱子。他宁愿现在就说清楚，堵住后路。 不止这两封信，1950年朝鲜战争的时候，毛岸英牺牲了。毛泽东知道后，沉默了很久。有人问他要不要为儿子办个特别的安葬，他只说了一句，“一个普通战士”。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没回来，他没有拿身份去申请什么优待。这不是装样子，而是习惯了把一切看得平均。 熟悉他的人说过，毛泽东不是那种动不动就讲家风的人。他也不拿“清廉”两个字挂在嘴边。他做这些事，也不图谁夸他。延安那时候，大家都穷，他就穷着；打仗那几年，他吃的和别人一个锅里的。他确实是以身作则。 外国记者也注意到这点。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到，毛泽东住的地方很简陋，吃饭也是跟士兵一样。他没见过哪个国家的领袖活得这么节省。这些细节后来被一再引用，不是为了造神，而是事实摆在那儿。不搞特殊，不给亲戚开口子，是从生活方式到思想立场的一致。 这一路坚持下去，不容易。家人、朋友、老乡，总有求助的时候。有些事是能理解的，甚至是合理的。但毛泽东的选择是，把“理解”放在心里，把“制度”写进信里。他知道，革命不是靠讲情分成功的。要是让人觉得你能靠关系走到上面，那这事就散了。 很多人觉得，毛泽东这个人，越到后来越冷。可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温度。只是他把温度放在别的地方，不在具体的安排上，而在大的原则上。他希望所有人都能活得明白，不靠关系，不走后门。这种想法听起来理想化，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恰恰是维持秩序的唯一办法。 他写信时说，如果有谁想写信给他，他会很高兴收到。但请他们别想着来延安找事做。那句话放在今天听起来平常，可在当时，是很难说出口的。亲戚求你帮忙，你摆手说“没办法”，那是要被说凉薄的。他说了，写在纸上，交出去，可能知道对方看完会失望，但也没别的法子。 那封信，后来很多人都拿来当教材念，说是革命家风的样板。可真正翻开纸张一看，其实也就几百字，说的全是常识，只是常识在关键时刻，最难守住。他守住了，不是一次，是一贯到底。 延安的窑洞风大，一封信写完，油灯还在晃。他把纸叠起来，放在桌边，眼神落在火光上。没人知道他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但那封信从那天开始，一直被人记了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