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故居。容膝之居，一方天井，灶房一隅，乃容大千世界。 西津渡有股味道，早年是江边码头，后来成了历史街区，再后来就成了景点。 李公朴的故居就藏在那里。 三十五号，一座砖木结构的小宅子，清光绪年间盖的，不起眼。 进门有块石头门槛，踩上去咯噔一声，有点冷。天井小得像玩具屋，左边灶房，右边水井，主屋就是三间。别指望什么雕梁画栋，没有，那屋子连光都照不进去太多，墙角潮得能养苔藓。 但有人说，那地方装得下一个大千世界。我信。 李公朴不是镇江人。 出生在武进，那是现在的常州一带。但他十三岁跟父母搬来镇江，命运像一条缝隙，从这地方插了进去。 他不是来读书的，一开始，是去京广洋货店当学徒的。 店在西门大街，早年间热闹着呢。 他在那儿干杂活，抹柜台、搬箱子、记账本，每月给两角钱，说好三年半出师。 后来五四运动来了，热潮从北京、上海一路烧过来，烧到镇江的时候，这个瘦瘦小小的学徒也被卷了进去。 他开始参加学生组织，还偷偷写稿子投给报社，用的笔名叫“长啸”。 写的是抵制日货的事，也写东家黑心把日货换牌当国货卖的丑事。 那稿子登出来后，洋货店老板把他的铺盖卷直接丢到了街上，还留下一句：“你去长啸吧。” 他后来考进了润州中学。 那是个教会办的学校，学费低，还发奖学金。 像他这种没根底的穷小子，读书靠的就是这种“良心学校”。他在那儿读了几年，成绩不坏，可更重要的是，他从那时起，开始觉得“读书能管事”。 那种“书生治世”的念头，可能也是从那会儿埋下的。 他不是书呆子，不是那种只看经典、引经据典的那路人。他想让书走出课堂，走到街上，贴到墙头，让市井小民也能懂得“什么是正义”。 之后的几年他折腾得厉害，考到武汉，又去上海，半工半读，换了好几个学校。 老被开除。为什么？不是成绩不好，是因为搞事。 抗议校医打人、参与学生罢课、印传单……他哪安分过？他其实可以装乖一点，那样能混个好学历，进个好机关。但他不愿意。 他说过，很多人读书是为了脱贫，他读书是为了让人知道穷不是命，是制度的问题。 三十年代他到了上海，成了个有头脸的人物——不是达官显贵那种，是文化圈子里的一根刺。 他创办《读书生活》，又开出版社，书印得不多，但都是他挑的。 什么《小学生看社会》《大众讲演录》，那书名一看就不是写给专家的。他想让码头工人、车夫、家庭妇女都能看看字，明明白白知道“谁欺负谁”。 那时候知识分子大多还在研究梁启超讲的“新民说”呢，他已经跑到街头演讲去了。 一九三六年，事情闹大了。 “七君子事件”。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被抓了，罪名说是“宣传颠覆”。 可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反对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想搞“人民参政”。 那时候全国上下都炸了锅，马相伯那位九十多岁的老头，拍桌子喊：“我愿以头颅作保。” 李公朴在法庭上站着，不慌不忙地说：“我们不是为七个人说话，是为全国人民说话。”这是有记载的。那天法院的人都愣住了，不知道是该闭嘴还是鼓掌。 有人说他是演戏，但我觉得，一个在洋货店被赶出来的小子，能站到那种地方说出这种话，这不叫演，这叫活明白了。 抗战开始后，他更忙。 写文章，办讲座，带学生，出书。他喜欢教年轻人——不光教书，更教“怎么看待这个社会”。 有些人嫌他太激进，可他其实不是为哪个党说话，他只为他认定的真理站着。 他帮过很多人。 镇江出身的几个年轻人——汪洋、庄栋、范用，后来在电影、语言、出版界都成了响当当的人。 他帮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对不公的事要吭声”。这是他最看重的。 一九四六年，他去昆明，那年气氛不对。 街头有人被跟踪，有传言说“要清理一批人”。他还是去了。七月十一日晚上，被特务堵在路上，开了三枪。 一枪没打中心脏，另一枪穿了肺，第三枪把他打倒在地。送医院没救回来。 毛泽东和朱德发了唁电，说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闻一多几天后在云大讲堂讲了一场《最后一次讲演》，讲到激动处拍桌子，脸涨得通红。 那年夏天特别热，热得人晚上都睡不着觉，可那一连串的死，让人心更热，也更凉。 李公朴死后，很多人都说可惜，说“他不该那么早走”。 可我总觉得，他早在京广洋货店被赶出来那天，就已经做好了“不会有好下场”的准备。 他是那种知道后果也不回头的人。他信的东西太硬，拗不过现实，那就跟现实硬碰。他不躲。 镇江人没忘了他。那口水井还在，灶台也没挪。 屋子修过，刷了灰漆，换了新窗，但那天井还是原来的大小。 有人在门口抽烟，有人在展板前看半天也不说话。偶尔有小孩蹿进来，东摸西摸，蹦出一句：“这屋子真小啊。” 是小啊，小得像个壳。 可那壳里，曾经住过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不曾妥协，死的时候也没低头。 就这样。 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地上的灰尘像雪一样飘着，落在桌角，落在那本翻开的旧书上。 那书页，好像一直没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