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刘文辉花一百万大洋收买刘湘的师长蓝文彬、范绍增。蓝文彬悄悄把钱收了，范绍增去找刘湘说：“刘文辉送了我五十万，军长看该怎么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四川，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军阀林立的纷乱舞台。

刘湘与刘文辉这对叔侄，虽为血亲，却因争夺地盘和权力而势同水火。

刘湘以重庆为根基，控制川东，凭借长江水道之利，广购军火，开办兵工厂，势力日益稳固。

刘文辉则盘踞成都，掌控川西、川南大片富庶之地，兵力号称二十万，野心勃勃，意图统一全川。

手握重兵，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为瓦解刘湘的核心力量，精心策划了一场“釜底抽薪”的计谋。

他将目标锁定在刘湘集团两位核心师长身上。

一位是蓝文彬，资历深厚、战功卓著，是刘湘信赖的军中骨干。

另一位则是范绍增，此人出身袍哥，江湖人称“范哈儿”，表面看似憨傻直率，实则大智若愚，是哥狠角色。

刘文辉派遣密使，不惜掷出百万银元的天价，意图收买蓝、范二人。

面对这笔足以撼动人心的巨款，两位师长的反应截然不同。

蓝文彬评估了“二刘”的实力对比，认为刘文辉势大，或许胜算更高。

即便失败，这笔巨款落入囊中也稳赚不赔。

他选择了收下银元，并未向刘湘透露半分风声。

范绍增同样收下了银元，然而，他却对局势有着清晰的判断。

刘文辉虽纸面实力强大，但树敌众多，邓锡侯、田颂尧等将领均心向刘湘。

一旦开战，刘湘胜算反而更大。

更关键的是，他深知自己并非刘湘的嫡系心腹，此事若日后败露，必遭灭顶之灾。

权衡利弊后，他直接携重金前往刘湘官邸。

他开门见山，将刘文辉的收买计划和盘托出，并将五十万银元悉数呈上，请示刘湘该如何处置。

刘湘听闻，十分震惊。

但随后，他强壮镇定的拍着范绍增的肩膀，不仅允许他留下这笔“意外之财”，更对他忠诚赞赏有加。

范绍增的坦诚，与蓝文彬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湘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已掀起波澜。

他对范绍增的“忠义”表示赞赏，并准他携巨款休假。

范绍增心领神会，深知这是刘湘让其暂时远离权力中心、避免猜忌的举措。

他随即以“赴沪游玩”为名，潇洒离开四川。

范绍增的上海之行，将“大智若愚”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斥巨资在重庆临江门修建豪华公馆“范庄”，内设游泳池、戏台，极尽奢华，成为山城一时谈资。

随后他远赴上海，租住豪华公寓，与青帮大亨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称兄道弟，出入赌场，一掷千金。

当有人问他输钱是否心疼时，他回应：“此乃刘文辉所赠，输之何妨！”

这样豪放不羁的背后，是精明的算计。

他借此向刘湘表明自己只图享乐，并无政治野心，同时也用刘文辉的钱为自己赚足了声势和人脉。

杜月笙也对他刮目相看，临别时赠予大量军需品以示结交。

而留在四川的蓝文彬，命运则急转直下。

刘湘在确认他受贿事实后，迅速寻得一个借口，解除兵权，并将他扣押软禁。

刘文辉得知计划彻底败露，蓝文彬被废，范绍增竟用自己的钱在外逍遥，顿时恼羞成怒。

这场失败的策反，耗资百万却为敌增势，使他沦为川军内部的笑柄。

盛怒之下，刘文辉下令切断经由防区通往重庆的粮道，企图扼住刘湘的经济命脉。

这一鲁莽行动，彻底激化了“二刘”矛盾，使得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1932年10月，“二刘大战”全面爆发。

这是四川军阀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内战。

初期，刘文辉凭借兵力优势占据上风。

然而，刘湘积极联合邓锡侯、田颂尧等部，组成“联军”共同反刘。

战局逐渐逆转，许多将领阵前倒戈。

至1933年9月，刘文辉兵败如山倒，最终只能率残部退守西康雅安一带，从此失去了争夺四川霸主的资格。

刘湘则借此一战，彻底巩固了自己“四川王”的地位。

范绍增在这场大战中虽未直接参与前线指挥，但他此前的那次关键抉择，无疑为刘湘消除了内部最大的隐患，奠定了胜利的基石。

战后，范绍增回归刘湘麾下，但非嫡系的“客将”身份始终未变。

1937年，刘湘借整军之机，明升暗降，任命他为徒有虚名的副军长，实则剥夺兵权。

此举让范绍增深感屈辱，心中埋下怨怼的种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不久后积劳成疾，于1938年1月在汉口病逝。

范绍增在此期间与军统戴笠接触日密，动向颇为微妙。

后经蒋介石任命，范绍增获得第88军空头番号，他自掏腰包，回川招募子弟兵，重整旗鼓率部出川抗日。

1942年浙赣会战中屡立战功，甚至创下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的辉煌战绩，这是日军历史上首个在职师团长被击毙的记录。

然而，功勋卓著的范绍增再次遭到排挤，被调离实权岗位，最终心灰意冷，返回重庆寓所。

抗战胜利后，范绍增辗转上海经商。

1949年解放大军入川前夕，他审时度势，在渠县率部起义，顺应了历史潮流，迎来了新生。

主要信源：（文汇报——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曾经拥兵12万,是如何被中共策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