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大陆和台湾正式开放探亲。台湾一位名叫叶依奎的地下党，混在探亲队伍当中，回到了大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情报人员谢汉光。他的身上，带着一份至关重要的百人名单，这份名单让沉寂了38年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 谢汉光1917年出生于广东丰顺县埔寨镇一个普通农家。从小聪明好学，他考入广西大学农学院，大学期间接触到革命思想，毕业后在多地谋生。1944年桂林陷落后，他携妻儿随难民向四川转移，先在高县教书，后到邛崃维持生计。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他应广西大学教授邀请，于1946年携妻曾秀萍和儿子前往台湾，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工作。为保守秘密，他将妻子和儿子送回大陆老家，自己与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留在台湾。这一步棋是为了开展地下工作，他知道风险大，但还是选择了坚持。 抵达台湾后，谢汉光凭借农学专业知识，在林业试验所快速适应。他升任莲花池分所所长，利用职务便利，安排从大陆派来的地下党员张伯哲和梁铮卿等人入职，提供住所和掩护。张伯哲和梁铮卿在试验所工作时，通过他获取情报支持，确保地下活动顺利。1947年初，经张伯哲介绍，谢汉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台中完成入党手续。这段时间，他还联系老同学陈仲豪，后者也来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谢汉光帮忙安排在基隆中学任教。这些安排让地下网络在台湾逐步扩展，尽管环境越来越险恶。 1949年底到1950年初，光明报案和蔡孝乾案爆发，台湾地下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蔡孝乾叛变后，供出大量同志名单，包括谢汉光的名字。谢汉光收到同志紧急通知和30元潜逃经费，开始逃亡生活。他先在城市边缘躲避搜捕，四处转移，最后深入台东偏远山区，顶替一位失踪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身份，隐居下来。在深山，他以叶依奎名义务农为生，守护那份秘密名单。当地人见他独身，曾想介绍对象，他以思念大陆妻儿为由拒绝。这近40年的隐居生活，让他避开国民党当局的追捕，但也切断了与组织的联系。 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叶依奎出现在申请名单中。他从台东深山出发，携带那份薄薄几页纸的名单，用油布包裹好。名单上列出百位四五十年代在台湾秘密战线奋斗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中有人英勇就义，无真名墓碑；有人含冤入狱，家属背负匪谍骂名数十年；有人失踪在历史中。这份名单就是他们的存在证明和忠诚记录。其中郭琇琮就是典型例子，他1918年生于台南望族，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本可安稳当名医，却194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骨干。 郭琇琮利用医生身份，发展组织，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作为台北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他领导多次反抗国民党高压统治运动。1950年白色恐怖大搜捕中，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坚贞不屈，同年11月，年仅32岁，在台北马场町与其他同志一同被枪决。郭琇琮牺牲后，事迹长期湮没，家人受牵连。名单上他的名字详述这些事实，让沉寂多年的真相重现。谢汉光混入探亲队伍，抵达大陆后，直奔组织部门，声称自己是谢汉光，取出名单作为证据。官员查看文件，名单列出牺牲、失联或被污名化人士详情，让38年沉寂真相浮出水面。 这份名单的意义不只是记录名字，它让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同志得到认可。像郭琇琮这样的精英，本有大好前途，却选择投身革命，最终付出生命代价。谢汉光带回名单后，那些同志的家属终于能洗刷污名，组织也开始追认他们的贡献。整个过程显示出地下工作的艰辛和党员的忠诚。名单中其他同志的故事类似，有人如张志忠在二二八事件后坚持斗争，也有人如洪幼樵在宣传部工作时被捕。这些细节从档案中逐步解密，证明了台湾地下党的作用，尽管遭受重创。 谢汉光回到大陆后，首先前往组织部门恢复身份。由于时间久远，人事变动，他的经历一度难以核实，当地政府视他为困难台胞，每月发放20元生活补助。他住在简陋住所，坚持寄出报告信件给中共中央组织部，详细列出当年工作细节。他四处奔走，联系当年战友陈仲豪等人作证。陈仲豪提供证词，回忆1940年代共同掩护行动。经过不懈努力和组织严格审查，1995年，组织部发文确认他革命身份和参加革命工作年限，批准按离休干部待遇处理。他拿到文件时，双手颤抖着折叠纸张。 确认身份后，谢汉光用在台湾变卖家产和朋友资助的钱，在丰顺县城买下房子。那是一栋两层小楼，他安排阔别数十年的妻子曾秀萍、儿子和孙辈从各地赶来，一家人共享天伦。妻子未再嫁，儿子已成家立业，孙辈围绕身边。这段晚年生活，让他感受到家庭温暖。1996年，谢汉光在丰顺老家离世。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那份确认文件，记录他一生贡献。他的故事流传下来，提醒人们地下党员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