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4年的冬天，南方的山里阴冷湿重，风里裹着土腥味。 红军在湘江一役损失惨重，队伍从八万多人减到三万出头。行军的列队里，士兵脸色发灰，肩膀压得直不起腰，有人咬着破布鞋走路，有人干脆光着脚。 大家心里清楚，再这样打下去，队伍可能会散。 那时军事指挥抓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博古年轻，政治上强硬，但缺乏实际经验。李德是苏联派来的顾问，讲究套用苏联正规军的打法。 他常常摊开地图，手里拿着铅笔，在纸上画直线。 直线看起来干脆，可山道弯弯曲曲，河谷深不见底。 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根本跟不上那些计划，地图上的几厘米，换算成现实，就是数百条生命。 红军一路上开过几次小会。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地点换了几次，争论的内容却大同小异。 有人提醒要改变方向，有人还坚持原有打法，火油灯下，几张脸阴影交错，言语间火气十足。虽然没能立刻扭转，但暗中的天平已经开始摇摆。 1935年初，红军进了遵义。 子尹路96号的小楼成了临时会场，楼不大，两层，木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 窗外阴雨，屋里闷得透不过气，大家挤在一起，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会议。 博古先发言。 他照例把失败归因于敌人强大、物资不足、后勤跟不上。说得面面俱到，却把责任撇开。底下有人默默叹气，士兵倒下不是因为敌人多一个师，而是因为指挥脱离实际。 周恩来接着发言，态度坦率。 他承认指挥上有错，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他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气氛慢慢缓和，争执的味道淡了一些。 有人低声点头，像是觉得这话终于说到点子上。 张闻天随后站起来，读出准备好的“反报告”。报告条理清楚，把之前军事上的错误一一指出。 他的话像刀口一样，直指问题。 等到毛泽东发言，会场气氛已经紧绷。 他说李德的打法脱离实际，光在地图上画，根本不顾士兵能不能走得动。 他的声音不急不缓，却一句句敲在人心里。那些在湘江战场亲眼看过损失的人听着，心里都有共鸣。 不同的声音依然存在。 陈云留下的手稿记录了这些：凯丰反对最坚决，不接受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博古态度暧昧，不彻底认错。李德完全不同意批评，坚硬到底。 三种态度，层次不同，却都摆在桌面上。 王稼祥是第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人，他的发言让局势扭转。朱德、周恩来也相继表态。反对和支持的天平，从那一刻开始倾斜。 会议结束后，权力结构出现了变化。 毛泽东进入常委，原来的“三人团”被取消，名义上张闻天负总责，周恩来握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毛泽东为协助。但走出会议室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新的开始。 几周后常委分工调整，三月，新“三人团”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共同主持军事。 真正的改变已经形成。 随之而来的，是作战方式的转变。过去硬打硬拼，现在学会了机动。 遇到敌人强，就避开；有机会，就打掉对方一块。士兵们发现行军不再盲目，脚步轻了一些。夜里火堆边的低声抱怨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下一仗的期待。 这场会议不仅改变了军事格局，也改变了政治方向。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句话不是虚的，而是那几天切切实实的体会。以前很多决定要看莫斯科的意见，现在开始由自己来拿主意。 学者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有差别。 国内史学强调它是转折点，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国外的研究则认为这是一个过程，是毛逐步上升的一个环节。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强调，但都承认遵义让红军活了下来。 关于谁反对毛泽东，流传的说法各有版本。 有人说是凯丰和博古两人。但陈云的手稿清楚写着：凯丰态度最坚决，博古半推半就，李德彻底不服。简化成“两人反对”的说法，少了真实的细节。 历史常常被简化，可留下的文字让人看见更复杂的层次。 遵义会议之后，队伍继续北上。 外面雨还没停，屋檐滴水声不断。会议散去，人们走出小楼，街道潮湿，石板反着灯火。 三万余人整顿好背包，再次踏上山路。夜风里能听见脚步声，杂乱却坚定，那座小楼静静地立着，里面的桌椅还留着争论时的痕迹。 灯光熄灭，雨声依旧，历史在这里留下一个转折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