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年轻上班族女子在地铁上看到一个空座位，因背包较重抢先坐下，七旬阿姨同时侧身触及座位，不料，阿姨起身后方言嘀咕，女子觉得被骂，举起手机拍摄反被对方打落手机，两人随即拉扯纠缠直至下车。事后，女子验伤虽未构成轻微伤，但仍因手部扭伤等请假17天，愤而起诉索赔1.5万元。阿姨则称自己仅是推开手机防拍摄，反被对方拽伤。警方认定殴打事实不成立，不予处罚。这个案件该如何评价呢？ 2025年6月，某地铁上如往常一样迎来了早高峰的拥挤人流。 刘薇（化名）是一位年轻的上班族，背着沉重的电脑包，好不容易挤上了地铁，但需要乘坐近较长时间地铁才能到达目的地，长时间的站立对她来说是一种煎熬。 好在很快就有一位乘客起身下车，空出了一个座位。 刘薇看到后，迅速向前准备坐下，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年近七旬的王淑芳阿姨（化名）也看到了这个空位，向她移动。 据刘薇事后描述，王阿姨“坐在了她的腿上”，但王阿姨对此予以否认，称自己只是坐了一点位置，看到旁边有人后便立刻站了起来。 然而，王阿姨起身后，一直盯着刘薇，并用上海方言说着些什么。 刘薇听不懂上海话，但从对方的表情和语气判断，她认为自己遭到了无端的辱骂。 刘薇担心对方情绪激动，万一发生意外自己会说不清楚，于是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想要录制视频以留存证据。 王阿姨看到手机镜头对准自己，情绪变得激动，伸手将刘薇的手机打落。 刘薇当即质问：“你为什么打我？” 而王阿姨则连说了几声“对不起”，并解释自己家里有病人，不想纠缠。 但刘薇坚持要求下一站下车报警，并指责对方“倚老卖老，打了人就跑”。 王阿姨则在视频中反驳，说刘薇“力气大，抢座位”。 之后，两人发生了拉扯和争执，列车到达下一站后，两人拉扯着下了车。 地铁工作人员迅速介入，将两人分开并报警。 双方被带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刘薇声称自己不仅手机被打落，额头、手部等身体多处也遭到王阿姨的击打，感到疼痛不止。 事后，她前往医院检查，并被诊断为“头面部、右上肢、胸壁等多处外伤”，医生为其开具了长达17天的病假证明，她的手部也因此戴上了护具。 然而，警方的调查结果却并未完全支持她的说法，鉴定结果显示，刘薇的损伤程度“未构成轻微伤”。 更重要的是，警方在询问了同车厢的目击证人后，证实两人无明显的“动手打人”动作。 基于此，警方认为王阿姨“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这样的处理结果，刘薇表示不满，一纸诉状将王阿姨告上了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万元。 而王阿姨表示将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么，从法律角度，刘薇的诉请是否会得到支持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可见，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需具备四个要件，分别是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 本案中，刘薇指控王阿姨实施了“殴打”行为，而王阿姨则辩称只是“推开”手机并在被拽住后的“拉扯”。 从警方调取的监控视频和询问证人的结果来看，存在王阿姨挥手格挡以及双方互相拉扯的行为。 尽管警方因证据不足未认定“殴打”的违法事实，但在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上，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有相对充分证据即可以认定王阿姨有加害行为。 同样，刘薇先拿手机拍摄对方面部、后续拽住对方不放的行为，也属于本案纠纷中的加害行为的一部分。 刘薇提供了医院的病历和诊断证明，证实其身体存在多处外伤，并因此休假17天，虽然鉴定结论为“未构成轻微伤”，但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以伤情达到轻微伤为前提，只要造成了实际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即可。 但是，刘薇还需要证明其伤情是由王阿姨的行为直接造成的，这存在一定难度，在混乱的拉扯中，刘薇的损伤可能是王阿姨导致的，也可能是刘薇自身的行为导致或加重的。 这就需要从刘薇提供的视频等证据中进行详细鉴别，合理判断损伤是由哪一方造成的，以及双方过错的比例。 王阿姨作为先被挑衅的一方，其挥手推开手机的行为带有一定的自卫和情绪发泄性质，存在过错，但其过错程度相对较轻。 反之，刘薇在纠纷起因上以及在矛盾升级过程中，首先使用手机拍摄他人面部这一敏感部位，此举极易激怒对方，在争执中刘薇未采取理性克制的态度，存在主要过错。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刘薇和王阿姨对损害的发生均存在过错，而刘薇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发起者，其自身过错较大，王阿姨的责任比例可能会被相应减轻。 也就是说，刘薇主张的1.5万元赔偿，大部分应该要自行承担，而王阿姨则要承担部分责任。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