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选入政治局委员，比三位老帅早8年，1930年才入的党 “李书记，中央通知到了，请即刻进京参会。”1958年8月17日深夜，北京西直门外一间简易招待所，守夜警卫推门而入。这句轻声的提醒，标志着李井泉即将迈进新的权力阶梯——政治局。距离他递交入党志愿书，不过二十八年。 那次中央五中全会的名单后来屡被研究者翻检。19名政治局委员里，有7位元帅、9位大军区以上主官，却夹着一位地方大员兼野战政委出身的李井泉，显得有点“突兀”。可仔细掰着指头算，他确实比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提前整整八年进入政治局。消息传开，不少战友在私底下嘀咕：“老李党龄短，资格浅，凭什么？”这正好给出了理解他履历的一个绝佳角度——特殊的成长轨迹与少见的“军地双栖”经历。 时间倒回到1926年的瑞金。那年夏天，江西省立第三师范一间闷热的教室里，19岁的他伏案画分数线，旁边同学在议论时局。“北伐南下，风云将起。”李井泉没多说话，只是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第二年，他干脆跟着革命队伍走上街头，先入共青团，再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散落的年轻人像断线风筝各自飘散，他却被困在粤赣交界，依靠当地农运骨干藏身，在狭窄的米行后院写传单、送情报，硬是拖了三年才补办党员手续。这段“不完整党龄”在后来屡次审干时都被人提及，倒也成了别样的历史脚注。 1930年冬，中央苏区来人，要他给红一方面军送一封急件。文件送到后，周恩来一句“秘书处缺人，你就留下吧”决定了他的军旅方向。从办公室出发，他迅速被派往战斗岗位，先是红三十五军政委，再到江西军区独立三师政委，与萧克搭档打了一连串硬仗。起点高、晋升快，是许多人对那段经历的印象。可李井泉本人后来用一句“早上桌子上写文件，下午山沟里吃糠咽菜”来形容当年频繁的角色切换。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被指“右倾”而遭免职，下到教导队重新学习。一身灰衣、木碗木勺，他在红军大学里坐了半年冷板凳。这段插曲让他知道军事斗争之外还有斗争方式本身的复杂。1935年大渡河畔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被调去九军，随后跟二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一直挤到陕北，官复原职，担任四师政委。 抗战爆发，原本的红军番号改编为八路军。他先做副旅长，后兼政委，被派去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经营游击区，要的是韧劲儿，不是冲锋号。旷野里，他跟绥包线上的游击小分队就地搭窝棚，恶战过后还得管老百姓的秋收分配。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摆手：“咬咬牙，没啥过不去的坎。” 1941年进延安，职务写成“联防军秘书长”。行政味儿一出来，好事者便担心他“前线味”会淡，可没两年，他又被派去晋绥，重回野战序列。关向应重病后，他顺势补位，兼任分局书记与军区政委。此时晋绥野战军四个旅，名头不算大，却是华北解放战争最硬的机动力量之一。李井泉没辜负这顶帽子，上党、临汾、榆次一连串仗打得干脆，战报拿到石家庄，罗瑞卿评价：“晋绥打出了精气神。” 1949年冬，二野南下入川，贺龙携二十兵团、李井泉率晋绥干部团，从广元、江油一线挺进成都平原。川西盆地地形复杂，国民党守军退无可退，战役气氛紧张。李井泉负责政治动员，白天贴标语，夜里做统战，前后只用二十天便促成成都起义部队自动解散，瓦解兵力三万余。贺龙感慨：“搞政治工作，还得靠他这种又通军又懂地方的同志。” 川西行政区成立，他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政委兼区党委书记。1952年，西南局调整，原川东、川南等多省级单位合并成四川省，他出任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西南局第二副书记。14年里，他一面抓土地改革、一面催建大二线厂矿。务实风格赢得“李铁锤”绰号，缘于会议上拍桌子要求兑现承诺——“今天不敲定，工期就要拖。”底下干部私下打趣：“书记急眼，比师长带兵还猛。” 正因为这份既能打仗又能下乡的经历，1956年八大中央委员选举，他以地方票数高位入围。两年后中央考虑扩大政治局人员结构，既要军事统帅也要地方干员，于是出现了1958年五中全会的那张“19人名单”。有意思的是，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并非没人举荐，而是军队系统已有七帅进榜，再加人比例失衡。持平各方，李井泉进入视野；他党龄短反倒成了“补位”地方系统的一个意外优势——年轻，且有四川“百万大省”测试过的行政成绩单。 外界揣测：若他继续留在部队，按正兵团级论资排辈，1955年军衔评定极可能也是上将。宋任穷便是前例——两人战争时期资历相仿，宋上将衔，他却穿地方干部制服。但换个角度，离开军中让李井泉在更高的决策层亮相，也是一条捷径。军事加地方双重履历，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 1966年11大前夕，中央再次补选政治局委员，徐聂叶终于补位。与他们相比，李井泉已问鼎八年。历史并未给他更多时间。文化大革命骤起，他于1967年被免职审查，直到1972年才摘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