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载沣将家人全部叫到一起，废除王府沿袭多年的请安制，然后对家人们说：“以后大家都不用请安了，互相之间称呼同志吧！”而他另一个决定让自己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载沣1883年出生在北京，是道光皇帝第七子的第五个儿子。他小时候家里挺有排面，二哥载湉被选成了光绪皇帝，他自己7岁就接了醇亲王的爵位。那会儿清朝还算有点模样，他在家排行老大，日子过得也算顺风顺水。1901年，义和团的事儿闹大了，德国公使被杀，他被派去德国道歉。到了那儿，德皇让他下跪，他硬是没低头，挺直腰杆站着，多少给大清挣了点脸面。他还顺便看了德国的工厂、火车，开了眼界，回国后还想着多跑跑欧洲，可惜朝廷不让。 1908年，光绪和慈禧接连去世，他儿子溥仪被推上帝位，年仅25岁的载沣当上了监国摄政王。这活儿听着威风，可干起来真不是人干的。内有各种势力扯皮，外有列强虎视眈眈，他每天批奏折到深夜，压力大得不行。结果呢，1911年辛亥革命一爆发，他啥也没兜住，政权丢了，摄政王的帽子也摘了。10月16日，他递了辞呈，灰溜溜地回了醇亲王府。从那以后，他算是彻底跟政治划清了界限。 不当官了，载沣的生活一下子慢了下来。他在王府里弄了个书房，放上天文望远镜，晚上就看星星，记记月食、彗星啥的。他还买了个地球仪，没事儿就转转，研究研究地理。这日子听起来挺闲，可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他连退休金都没了，日子开始紧巴巴。他只好把家里的古玩拿去当铺换钱，维持生活。1934年，他去看在伪满洲国当傀儡的溥仪，见儿子那副样子，他心里不好受，但也没多说啥，转身就走了，没搭理日本人的拉拢。 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载沣67岁了。这时候他已经是个普通老头儿，家里也没啥排场。他听着收音机里解放军进城的消息，还在日记里写下“北平局部和平，解放军入城安静”。这时候，他感觉到了新生活的气息，也开始琢磨怎么彻底跟过去说再见。 1949年1月，载沣把全家叫到醇亲王府正厅。墙上漆都掉了，家具也旧了，他站在那儿，扫了眼儿女孙子们，说：“从今往后，请安礼废了，大家互相叫‘同志’。”这还不算啥，他接着说：“这王府，咱们卖了吧。”这话一出，家里人都懵了。他解释说，王府太大，仆人都跑了，养着太费钱，新社会了，留着这老宅子也没啥意思。卖了既能给国家帮忙，自己也能过得轻松点。家人想想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1950年，他跟高级工业学校谈妥了，把王府卖了，换了相当于90万斤小米的钱。钱到手，他拿一半买了个小宅子，另一半分给了儿女。搬家那天，他提着个布包进了新家，院子里几棵老槐树，挺接地气。他站在那儿，看着新地方，心里挺舒坦。 搬到东城小宅后，载沣的日子简单得不行。早上起来剪剪花枝，中午看看《资治通鉴》，晚上听听收音机里的京剧，哼两句。他还喜欢种花，蹲在花圃边挖土，菊花开得挺好，邻居路过还跟他打招呼，说他跟普通大爷没啥两样。儿女孙子常来看他，小院子里挺热闹。他抱着小孙子，指着星星讲故事，那种轻松的感觉，是当摄政王时从没体会过的。 其实，他这辈子经历太多了，从王爷到摄政王，再到普通人，清朝没了，民国乱了，新中国又来了。他早看透了，荣华富贵都是浮云，能安安稳稳过日子，比啥都强。卖了王府，丢掉那些繁文缛节，他反倒觉得自己活得更像个人了。这大概就是他说的“从未有过的快乐”吧。 1951年初，载沣身体不行了，糖尿病加上感冒，越来越虚。他躺在床上，窗外鸟叫得挺欢，儿女守在旁边。他拉着他们的手，说：“这样就好。”2月3日，他走了，68岁。葬礼在西郊福田公墓，没啥排场，墓碑上就写着“载沣，1883-1951”。简简单单，跟他最后几年的生活一样。 他这选择，也不光是个人事儿。那个年代，多少旧贵族还抱着过去不放，最后落得个啥也没有。载沣不一样，他主动迈出去一步，反倒活得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