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指出，“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和本国之内，也

孙中山指出，“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和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并敦促日本就究竟是走“西方霸道”还是走“东方王道”的道路做出选择：“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这次演讲被一些日本学者视为“孙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因为他指出了当时日本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受到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里，日本如何安排自己国家的未来，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个问题的基础是日本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半年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松方正义的警告一样依旧存在，而且此后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紧迫。 遗憾的是，对于松方正义的警告和孙中山的提问，日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自从明治维新把“富国强兵”作为目标以来，这种民族主义的追求一直激励着日本。追求富国强兵本来是新兴民族必然会经历的阶段，可是在国家强大之后，富国强兵的后遗症开始凸显，国家必须重新调整发展目标。在大正时代，随着民主主义的盛行，日本本来有机会做出彻底调整。 1915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访问日本时就指出，在欧洲和美国，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他声称，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 可是，日本并没有丢弃“旧日本的精神”，将民主主义思潮内化为现代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尤其是进入昭和时代以后，崇尚武力的日本成为“霸道的鹰犬”，接连不断地采用激烈批评的手段对待中国，不断升级侵略中国的步骤。其结果：一方面，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丧失殆尽，中日两个邻国成为仇雠；另一方面，日本在妄图统治中国和称霸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孤立于世界，“陷于危殆”，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