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共产党员钱瑛不幸被捕，为不暴露身份，她借口上厕所，把一块怀表扔在了草丛中。谁知这个举动，竟让她逃过一劫！ 钱瑛是个湖北姑娘，1903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搁现在的话说，她就是个标准“白富美”，而且还是个才女，写的诗在老家小有名气。但她骨子里，压根就不是那种能被安排的大家闺秀。 家里人疼她，也想按老规矩给她包办一门婚事。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刚接受了新思想的钱瑛，哪受得了这个？回家就跟父母摊牌，说这婚我不同意。父母也犟，直接把她关了起来。搁一般人，可能就哭哭啼啼认命了。钱瑛不，她直接抄起一把剪刀就往自己脖子上扎。 人是抢救过来了，但她父母也彻底明白了，这个女儿的性子有多烈，这事儿再也勉强不来。 钱瑛的这股子“拧”劲儿，这种为了认定的事不惜一切的决绝，贯穿了她的一生。她在1924年就认定了共产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党翻脸，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钱瑛跟组织失联了。她一个人，像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四处漂泊，从江西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又辗转逃亡。 她在去香港的路上，上了一条贩卖人口的黑船。发现不对劲后，她瞅准机会，纵身一跃跳进冰冷的海水里，拼命游向岸边，被一个好心的渔民救起，这才死里逃生，最终在香港找到了组织。 1928年，组织把她调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遇到了自己的爱人，谭寿林。谭寿林是全总的秘书长，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儒雅、坚定。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可幸福的日子太短了。为了革命，组织派钱瑛去苏联学习。1929年，她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女儿。隔着千山万水，她只能把女儿的照片寄给丈夫。为了不耽误学习和工作，她狠心把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送进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办的保育院。 回国前，她去看女儿，孩子已经会走路了。她抱着女儿，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只能一遍遍地跟孩子说：“等条件好了，妈妈一定来接你回家。”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她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女儿。 1931年，钱瑛回国，夫妻团聚的日子没过几天，灾难就降临了。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掩护钱瑛和其他同志撤离，谭寿林被捕了。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 1933年4月。当时钱瑛在江苏省委妇女部工作。她敏锐地察觉到，身边接二连三有同志被捕，很可能是自己的上级周超英叛变了。她立刻决定转移，并且在离开前，销毁了所有重要文件。 但还是晚了一步。她刚把文件烧完，敲门声就响了。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正是周超英，他身后，是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 那一刻，钱瑛心里反而平静了。她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在被押送去监狱的路上，她的大脑飞速运转。文件都销毁了，只要自己咬死叫彭友姑，是个普通党员，敌人没有证据，就拿她没办法。突然，她浑身一僵，想到了一个致命的东西，她身上那块怀表。 那块丈夫送的怀表，里面有他们俩的合照。谭寿林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敌人有他的档案。一旦这块怀表被搜出来，照片一对，她的真实身份、她和谭寿林的关系就会彻底暴露。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钱瑛突然捂着肚子，痛苦地弯下腰，大声喊：“不行了，我肚子疼，要上厕所！”特务们没办法，又看路边就是草丛，只好不耐烦地让她去旁边解决。 就是这个瞬间！趁着特务不注意，钱瑛迅速掏出怀表，用尽全力，把它扔进了路边的草丛深处。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一丝犹豫。 到了监狱，酷刑、逼供，什么手段都用上了。钱瑛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她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叫彭友姑，我什么都不知道。” 叛徒周超英也指认不了她更多信息，因为他对这个“搭档”的过去同样一无所知。 敌人搜遍了她全身，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找到。没有证据，就定不了她死罪。最终，只能以“共产党嫌疑人”的罪名，判了她15年徒刑。 四年多的牢狱生活，她挺了过来。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她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的钱瑛，没有丝毫停歇，继续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中南局组织部长、纪委副书记等多个要职，最后成为共和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 在这个位置上，她得罪了很多人。她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管是谁，只要违纪违法，她都一查到底。亲戚想找她走后门安排工作，被她严词拒绝；老战友想让她通融一下，被她顶了回去。时间长了，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女包公”。 很多人不理解，说她不近人情。可我觉得，这恰恰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从年轻时反抗包办婚姻，到革命年代舍弃怀表、骨肉分离，再到和平时期坚守原则、不徇私情，钱瑛一辈子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坚守自己认定的“规矩”。 她的规矩，就是对理想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为了这个大规矩，她可以舍弃一切个人的情感、利益，甚至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