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正副国级的开国少将，有六位，他们是谁？ “1973年4月的清晨，刘司令，车到了。”值勤兵压低嗓音，一句话拉开了那场海军高层碰头会的序幕。半个世纪前，谁能料到当年肩扛少年意气的少将们，会在共和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留下姓名。 1955年授衔时，共有七百九十八名少将，那是新中国第一代正规军将领最醒目的集体亮相。大多数人此后继续守在军事岗位，或领兵，或练兵，鲜有人越过军政分野，进入国家最高权力层。偏偏有六位例外，他们的行政级别先后抵达正、副国级，成为少将序列里的“金字尖子”。 先说最耀眼的三位正国级。 李德生，1923年出生，18岁参加抗日。皖北山岗，他带着一个加强连硬撕日伪据点；淮海战场，他手缠绷带督战到最后一枪。新中国成立后，李德生留在安徽，短短七年完成省军区、军区、地方党委三线历练。1970年底调进京城，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73年八大常委扩充，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行政级别跃升正国级。熟悉档案的人都知道，少将里能坐到这把椅子的，仅此一人。 刘华清，比李德生年长两岁。抗战岁月，他在冀中泥泞里蹚河、炸桥，后来转入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海军创建之初，他被点名去操办快艇部队，之后主持“东调西试”，摸索出适合沿海条件的战术体系。1988年再次恢复军衔时已是上将。1992年，他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正国级待遇。有人感慨：“航母下水那天，刘公的笑容像甲板上最亮的信号灯。”并非恭维，他确实为中国蓝水战略打下了最初的钢筋水泥。 再看汪东兴，1916年生，红军时期主业是警卫。长征后，他一直守在中央首长身边，枪不离身，眼不离人。1949年进京，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1955年授少将。此后近三十年，他既是警卫工作总负责人，也是领导机关的决策参与者。“信得过”三个字成了他最大的军功。1977年，汪东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行政级别抬到正国级，成为警卫系统唯一的“正国少将”。 正国级之后，轮到副国级“三剑客”。 罗亦经，1911年生，赣南人。早年在红军学校学政治课，下连队就负责宣传、组织。抗日时期，他在新四军当政委，枪林弹雨里写标语、筹粮草。建国后，罗亦经被调往军事检察机关。1965年升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1978年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枪口前线转到法纪最前沿，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身份：“军装换成深色西服，职责还是保卫革命成果。”担任检察长期间，他的行政级别属副国级。 张廷发，湖北红安人，同样在1932年入伍。淮海打完，他被抽调创建空军。朝鲜上空，他坐在雷达屏幕前硬顶美军“圣诞行动”，首创“雷达引导射击”先例。因历史原因，1969年被停职，八年后复出，一上来就是空军司令员。1977年、1982年两次进入政治局，行政级别副国级。有人打趣：“张司令把飞机开到了人民大会堂。”虽是玩笑，亦道出他的高度。 邓兆祥的履历最具戏剧性。1903年出生的广东水兵，曾是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少将副舰长。1949年2月25日，吴淞口炮声掩护下，他率舰全体官兵起义，驶向解放区。入伍人民海军后，他主管教育训练，历任青岛快艇学校校长、海军副司令员。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国级待遇。那年，他已八十高龄，却仍坚持每周登舰巡查，身后学员称他“老水手”。 六位少将，六条路径。有人从泥腿子成长为统帅，有人转身做检察长，有人摇桨变舵手。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清晰：战火见过、难关趟过、关键时刻能顶上去。正因如此，组织把他们放进更宽的坐标系，让军事素养与国家治理在同一身体里对称生长。 数量对比也颇耐人寻味。十位大将里，副国级不过五人；少将行列却出现三正三副。论资历，他们是“最年轻的一批将”；论担当，偏能走到最高处。试想一下，如果缺少这种从战壕到中南海的纵向流动，军事与政治之间恐怕会多一道高墙。 不得不说，六人之外，并非无人具备潜力，只是时代机遇、个人身体、工作需要各有不同。1955年后，军队干部改行、转业蔚然成风，数以百计的少将进入地方工业、交通、教育系统，造就另一种意义的“军转干部方阵”。六位正副国级的故事，不过是这张恢弘长卷上的醒目坐标。 今天回看他们的任职表，可以发现一个简单规律：在重大决策面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往往更能准确把握方向。这或许正是“少将”二字超越军衔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