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女战士刘惜芬在审讯室，敌人用刀划开她胸前的衣服，恶狠狠地说：“不要不识抬举！”见女战士不招，敌人又将冒火的雪茄朝她身上按过去…… 她叫刘惜芬，一个听起来很温柔的名字，却有着一副钢铁铸就的筋骨。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能干地下工作的，要么是天生胆大，要么是身手不凡。但刘惜芬的起点，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护士。她1924年出生，命苦，母亲早早去世，从小就得学着看人眼色、自己谋生。 1940年，她好不容易考进了日本人办的博爱医院当护士。在那个地方，她第一次直面了什么叫作国仇家恨。医院分两层，楼上给日本人用，设备精良；楼下给中国人，简陋不堪。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就像一根刺，扎进了刘惜芬心里。她不听日本医生的呵斥，坚持去照顾楼下受苦的同胞，也就是在那时，她接触到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一颗种子就这么埋下了。 抗战胜利后，她本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她看不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做派，干脆辞职自己开了家诊所。也正是这家小诊所，成了我党在厦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药品中转站。 说实话，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做这些事，每一天都是在刀尖上行走。但刘惜芬不怕，1949年5月，厦门解放前最黑暗的时期，她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很快，真正的考验来了。为了守住最后的防线，国民党派来了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杀人魔王”，毛森。这家伙一到厦门，就开始疯狂搜捕地下党，一时间风声鹤唳，我们不少同志都暴露了。 组织决定让大部分同志紧急撤离。船票都准备好了，轮到刘惜芬时，她却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选择了留下。为啥？因为她接到了一个更危险，也更重要的任务，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这任务怎么搞？当时国民党那些高官，败局已定，却天天泡在舞厅里醉生梦死。刘惜芬心一横，脱下白大褂，换上了最时髦的旗袍，踩着高跟鞋，摇身一变成了舞厅里最耀眼的“交际花”。 一个25岁的姑娘，没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就凭着一腔热血和过人的智慧，周旋在那群油头粉面的军官之间。那些人哪会想到，这个让他们争风吃醋的美丽女子，脑子里记下的，全是他们酒后吐出的军事机密。 白天，她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晚上，她是刺探情报的红色特工。 这种身份的极致反差，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和危险。 靠着这种“伪装”，她搞到了一个关键情报：敌人准备在厦门进行一次大搜捕。她完全可以拿着这份情报自己先走，但她没有。她选择留下，四处奔走，掩护战友们撤退。 可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因为叛徒的出卖，暴露了。 1949年9月19日凌晨，特务包围了她的住所。被捕后，她被押进了厦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直接面对的就是毛森。 毛森这个人，审讯的手段极其残忍。他以为，对付一个年轻姑娘，随便吓唬一下就行了。 审讯室里，敌人先是用浸了油的皮鞭抽她，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只是咬着牙，重复着一句话：“我只是一个护士。” 见硬的不行，毛森换了副嘴脸。他亲自出马，点上一支雪茄，把烟雾喷在她脸上，阴阳怪气地说：“刘小姐，这么漂亮的一张脸，要是刮花了，多可惜啊。” 刘惜芬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畏惧。 这下彻底激怒了毛森。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敌人用刀划开她的衣服，用燃烧的雪茄头，一下一下地烫在她的皮肤上。那种钻心的疼痛，咱们隔着文字都能感觉到。可刘惜芬，从头到尾，一声没吭。 接下来，是更灭绝人性的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甚至把竹签一根根地钉进她的指甲缝里……特务们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她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但敌人得到的，永远只有那句：“我只是一个护士。” 她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但她必须保护组织，保护那些还在为解放厦门而战斗的同志。在一次被押回家搜查时，她趁机用暗语告诉家人，让他们通知“朋友们”别再来串门了，成功切断了敌人顺藤摸瓜的线索。 1949年10月15日，解放厦门的炮声已经打响。身在牢狱中的刘惜芬听到了，她拖着残破的身体，爬到牢房的铁栏边，用尽最后的力气对狱友们喊：“天快亮了！天终于要亮了！” 这声音，是她的生命绝唱，也是胜利的号角。 然而，她终究没能亲眼看到天亮的那一刻。1949年10月16日，就在厦门解放的前一天，穷途末路的毛森下达了最后的屠杀令。刘惜芬和其他16位同志，被秘密绞杀于鸿山脚下。 她牺牲时，年仅25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