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下午1时，李大钊不幸遇难，梁漱溟第一个赶到了李家，他先安抚好李家的孤儿寡母，留下10块大洋，然后赶到了长椿寺，他要去亲自去接好友。 北京的冬天，总是透着湿气。 那时候的北大，不像现在这么气派，老楼旧窗，空气里带着书墨味和点点潮气。 记得1917年蔡元培刚到北大，脑袋瓜子里装的全是“要把北大变成思想的高地”这种理想化的东西。他眼光一瞥，便看中一个年轻人——梁漱溟。梁，那个时候，嘴里总是嚼着一些道理，眼睛里有种看得远的劲儿，但就那一股子书卷气，不像现在这么有名。 蔡元培直接把梁叫到面前：“你，去讲哲学吧。” 梁漱溟还没反应过来，张口就说：“我不行，我不合适。” 结果蔡元培来了句：“你不行，那谁行？” 梁当时的心里其实是打了个结，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推辞也不成了。 他就硬着头皮接下了那个聘书，成了北大的讲师。 这事儿，梁自己都说过，当时心里一片茫然——一个青年人，刚刚从书本里抬起头来，面对蔡元培的“钦点”，根本没意识到，未来就这么定下来了。 然后，梁就去了图书馆，而李大钊，也是在那儿。 两人并不是什么豪情壮志的对谈，也没那种理想家碰撞火花的激烈讨论。 就像熟悉的邻居，大家相遇时头也不抬，各自做事。 李大钊在那时负责图书馆，带着一股子气质，散发出一点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你能想象他坐在那里，书桌上放满了书，一边翻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偶尔停下，抬头看看走进来的梁。 他们的交流，没有什么太多仪式感，梁去图书馆拿书，李就随手递给他，没说多余的话。 梁如果觉得有意思的书，就带回去，翻几天，再送回来。就这么简单，有点随意，但又不失那种安静的尊重。梁自己后来回忆，这种交情，像“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需要太多附加，挺舒服的。 就像是两个学问人，慢慢把距离拉近了。 不过你别看李大钊平日里这样，思想上可早就不一般了。 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街头上，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和呼声让整个北京都闹腾开了。 学生们推着标语牌，踩着鼓点走上大街，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 那时候的李大钊，真是把自己卷进去，像火车头一样引领着队伍。他嘴巴里说的话，有时连他自己都能听到耳朵疼，激情四溢，浑身的能量都散发出来了。 这事儿，梁漱溟看得出来，但他并没有参与。 他依然是站在一边，看着。心里有些困惑吧——他觉得，李大钊平时那么温和，怎么一到街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脾气和气质都不一样了。 对比自己，梁还是更喜欢坐在图书馆里，安静地看书。那种冲动，那个狂热，不是梁所能理解的。可是，梁心里慢慢明白了，李大钊在街头的样子，才是他真实的一面。 书本和理论，有时候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行动，才是落实这些思想的最好方式。 你也不能怪梁不跟着去。 那时候的北大教授，按理来说，谁都不大愿意跳出来，带着学生去街头跑。 毕竟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同心同德。 北大那么多的教授，有些人喜欢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有些人则更注重哲学的体系，有些人可能觉得“革命”太远。但李大钊不一样，他不把知识藏在书里，他要带着大家去闹，去改变，这么一看，梁倒有点佩服他了。 这就是他们俩的差距——一个是书生气，一个是行者。 李大钊走得很远，甚至走进了北京的黑暗之中。1927年四月，李大钊被捕了。 那一天，梁漱溟听到消息的时候，心里一凉，感觉像掉进了一个深坑里。 北京的气氛早就不对劲了，奉系军阀的刀枪剑戟已经贴得很近了。 李大钊被抓进去，连妻儿都被牵连。 梁漱溟急忙去找章士钊，想求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去营救李大钊，但都没能成功。 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和二十多个青年一起被处决了。 就那么死了，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打，梁漱溟的心情，能想象得到。他赶到李家，屋里哭成一片，他只来得及留下十块大洋——这种安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可是，他还是去了长椿寺，去找李大钊的遗体。 那时候，北京的春天，满是湿气。 长椿寺的院子里没有什么人，只有风吹过老旧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声响。灵柩停在那儿，梁走进去，停了几秒，眼神有点涣散。他没有流泪，也没有大声哭喊。 只是站在那里，静静看着。好像这一切都太沉重了，无法用语言去表达。 梁说，那一刻，他心里有股沉甸甸的感觉，仿佛所有的东西都在一瞬间失去了意义。 六年后，北京街头又一次聚起了人群。 那时，李大钊的公葬，成了一个小小的仪式。蒋梦麟、胡适这些人都来了，大家都站在路边，静静地等着。灵车缓缓驶过，街上有些人低下头，默默致敬。 胡适眼神里有些黯淡，仿佛这是一场记忆的告别。李大钊的名字在那一刻变得更加沉重。 后来，行刑架被送进了博物馆，静静立在那里，冷冰冰的，像一块石碑。没人再提什么历史的英雄事迹，但那个一代人的记忆，却永远镌刻在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