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朱德到一个村里去视察，看到河里有两只野鸭，一时兴起，就开枪将两只野鸭打死了，可当警卫员将鸭子捞上来的时候，还被一个老大娘讹走了40块钱。
1947年8月的一天，太阳正毒，朱老总坐着吉普车往太行山深处赶，他要去视察三三兵工厂。
车一路颠簸，快到河坊村的时候，路边有条河，水草长得正旺，芦苇丛里扑棱棱地钻出来两只鸭子。
朱老总本来就爱打猎，眼睛一亮，以为是野鸭子，就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枪，抬手“砰砰”两枪，鸭子就漂在水面不动了。
警卫员笑着跳下车捡鸭子，刚要上车，就听见村里传来哭喊声。
一个老大娘颠着小脚跑过来，一看见鸭子就哭了：“你们咋打俺家的鸭子啊？！”
朱老总一听就知道坏了，赶紧从车上下来，衣裳都没顾上拍土，拉着大娘的手说：“老人家对不住，我当是野鸭子呢，是我看走眼了。你说多少钱，我们赔！”
警卫员问大娘要多少，大娘抹着眼泪说：“一只20块，两只40块。”那时的40元足够一人用一个多月了，一只肥鸭的市价不到10元。
可朱老总二话不说就掏出钱递过去，还把鸭子也塞给大娘：“这鸭子你拿回去，钱你也收下，就当我们买了。”
等到下午太阳快偏西，车队往回走又路过河坊村，司机老远就看见大娘站在路边摆手。
车一停，大娘就提着鸭子和钱跑过来，脸涨得通红：“村里人说你是朱总司令！我老婆子有眼不识泰山，两只鸭子哪能要您的钱啊！”说着就把东西往车上塞。
朱老总赶紧下来拦着，笑着说：“老人家，这钱你必须拿着。损坏老百姓的东西要赔，这是我们部队的规矩，我当总司令的更得遵守。”
俩人拉扯半天，大娘说啥也不肯收钱，朱老总看天不早了，怕耽误事，就说：“好好好，我收下还不行吗？”
可车刚开出去没多远，朱老总就打开车门，把钱和鸭子都扔了下去，还探出头喊：“老人家，这是纪律，你可一定得拿着！”
车走远了，警卫员从后视镜里看见大娘还站在路边抹眼泪，手里紧紧攥着钱。
这事说起来不大，可细琢磨琢磨真不简单。
那时候部队条件艰苦，40块钱不是小数目，够普通人家过好几天了，朱老总完全可以说句“我是总司令”，或者让地方上处理，可他偏不。
他知道老百姓养几只鸭子不容易，那是过日子的指望，这朱老总的实在，早年间在井冈山就出了名。
1928年冬天，井冈山遭敌人封锁，粮食紧缺，四十多岁的朱老总跟着年轻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来回五十多里山路，肩上压着一百多斤粮食。
战士们心疼他，偷偷把他的扁担藏起来，没想到他连夜找了根毛竹，自己削了根新扁担，还刻上“朱老总记”三个大字。
第二天鸡还没叫，他又跟着队伍出发了，挑着粮食走在最前面，年轻小伙子都跟不上他。
老百姓看在眼里，编了山歌到处唱：“朱老总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有回在坳下乡，他去老铁匠丁长根家视察，一进门就看见丁长根蹲在地上搓膝盖，问了才知道老人有关节炎，天一冷就疼得站不起来。
朱老总摸着老人的膝盖说：“天冷了得穿厚点，可别冻着。”丁长根叹着气说：“儿子参加赤卫队把夹裤穿走了，家里就剩条单裤了。”
朱老总当即就让警卫员回茨坪，把军部刚发给他的夹裤拿来，丁长根捧着裤子直抹眼泪，说：“朱军长真是爱民如子啊！”
从井冈山开始，部队就有规矩：“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损坏东西要赔”。后来这些规矩慢慢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管官多大，都得照着做。
就像毛主席说的，这支部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哪能随便占家人便宜？
朱老总不光对老百姓实在，对自己家里人更严，他给家里定了三条规矩：不准用公家的车，不准托关系办事，不准讲究吃穿。
儿子朱琦从部队转业，按说能安排个好工作，可朱老总让他去铁路上当练习生，从烧锅炉学起。
孙子朱全华在青岛当兵，部队想把他调回北京照顾老人，朱老总摆摆手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是孝子贤孙。”最后把孙子调到了南京的部队。
女儿朱敏在北师大当老师，住宿舍楼住了四十年，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朱老总的女儿。
新中国成立后，家乡想把仪陇县改名叫“朱德县”，他坚决不同意：“名字改了有啥用？把日子过好才是真的。”
有人给他送豹子皮，他笑着说：“我要是收了，不就成剥削老百姓的地主了？”在他眼里，官再大也不能搞特殊，规矩就是规矩，谁都不能破。
那两只鸭子、一根扁担、一条夹裤，看着都是小事，可里面藏着大道理。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干部说话算数，不欺负人，把老百姓当自家人。
朱老总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纪律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廉洁也不是说出来的漂亮话，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