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蒙古考察日记中，都提到蒙古人性交随意，得病者极多！ 在20世纪的那个年代，深入蒙古高原的那些探险家、学者们，带着他们的好奇与使命，在各自的日记里头，竟然不约而同地留下了一个特别显眼的观察，他们都提到了蒙古族群体里，性观念好像相对要开放一些，这可不是什么猎奇的记录，而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游牧文化跟外面世界的观念撞在一起，加上生存的挑战和健康问题，构成的一幅真实画面。 那时候正好是清末民初，整个世界都在变，蒙古高原这片地方也慢慢被外面的人注意到了，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俄国的地理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些西方的探险队，还有一些中国的文人，都跑到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他们留下来的那些报告和回忆录，成了我们今天去理解那个时代蒙古社会风貌的特别重要的东西，在这些记录里，男女关系那点事儿，虽然不一定是主线，但总在不经意间，就勾勒出了一种跟种地的农耕文明或者西方基督教文化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景象。 这些外来人笔下的“性交随意”，主要说的是一些特别的社会习俗，比方说，他们看到了“收继婚”，也叫“转房婚”，就是哥哥去世了，他的老婆由弟弟或者侄子接着娶，这种制度在当时的观察者眼睛里，那绝对是对传统伦理的巨大挑战，甚至有人直接就说这是婚姻上的“混乱”，还有些日记也记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或者过节的时候，男女之间的互动就更大胆开放，好像婚前发生点什么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禁忌，这对那些从儒家文化或者西方文化背景过来的人来说，跟他们脑子里的道德规矩、家庭观念差得太远了，所以就给贴上了一个“随意”的标签。 可这种所谓的“随意”也不是瞎说的，它其实是扎根在蒙古民族长久以来的游牧文化和那个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里的，在那么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家族部落的延续和劳动力的保障是天大的事，收继婚这个制度，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保护家族的财产不往外流，保证寡妇和孤儿能有人照顾，同时还能维持住家里的劳动力，这都是为了解决最根本的生存问题。 不过，这些日记里更让人心里一紧的，是当时普遍流行的疾病，特别是梅毒和淋病这些性传播疾病的泛滥，探险家们就在他们那简陋的营地里，记下了大量的死亡病例，他们笔下，有的人脸都烂了，有的人身体僵硬，甚至有的小孩一生下来就带着病，那些场面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梅毒在当时根本没药治，一旦染上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甚至还会传给下一代，这些病在蒙古草原上迅速传开，不光是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还严重影响了整个族群的健康和人口的繁衍，有些观察者甚至很悲观地讲，这些疾病是导致蒙古人口减少、体质变差的重要原因。 性病的到处乱窜，跟当时蒙古地区医疗条件极度匮乏有直接关系，那么大的草原上，医疗机构差不多就是零，牧民们生了病，大多就是靠传统的萨满巫医或者一些简单的草药来治，对梅毒、淋病这种病，传统医学根本没办法，游牧生活那种流动性，又让疫情很难被有效地隔离开来和控制住，同时，一些日记也暗示，外来的人，包括探险队自己的人、商人、军人，在跟当地人接触的时候，也可能成了疾病传播的源头，让整个疫情变得更复杂，这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是社会、文化、经济、卫生好几个方面的问题搅和在一起的结果。 这些历史记录里头，也明显能看到一种文化的冲击和误读，当外来的人观察蒙古社会的“性交轻易”时，他们总是带着自己文化里的那套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去看，很自然地就把这事跟“不道德”、“堕落”这些词联系起来，然后简单粗暴地把它跟疾病的流行划上等号，这种只看表面的理解，完全忽略了游牧民族自己那套独特的社会规范和生存智慧，人家内部对于婚姻、家庭、性行为也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体系，只不过这套体系跟农耕文明或者西方工业文明的规矩很不一样，疾病的传播，说到底是一个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把病流行赖到所谓的“性交随意”头上，绝对是一种片面的简化，看不见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和卫生原因。 透过这些斑驳的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曾经孤悬在世界之外的游牧民族，在现代文明大潮的冲击下，它的文化、社会、健康所经历的那种挣扎和变化，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历史有多复杂，也告诉我们在解读不同文化的时候，保持谨慎和尊重的必要性，它们不光是关于蒙古的历史，更是关于全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怎么去面对生存、疾病、道德和文化差异的一本活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