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急诊室来了一对父子。孩子七八岁，高烧近40度，蜷在父亲怀里打哆嗦。男人四十来岁，一身灰扑扑的工装，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眼神里满是慌乱。

我快速检查，是急性肺炎，需要立刻住院。“先交五千押金。”我按流程说。男人的脸瞬间白了，他抖着手翻遍所有口袋，又反复点开手机钱包，最后凑出一堆皱巴巴的纸币，总共八百三十二块五毛。他声音发颤：“医生，能不能先治？我天一亮就去借……”

护士催促着缴费，男人急得额头冒汗，几乎要跪下。这时，他怀里的孩子醒了，小手摸了摸他的脸：“爸爸，我不难受了，我们回家吧。” 这句话像根针，扎进了深夜的寂静里。

我拿起他的身份证办理手续，眼睛扫过住址栏——那是一个以脏乱闻名的城中村，也是我童年住了十年的地方。一瞬间，潮湿的筒子楼、永远昏暗的楼道、母亲为学费发愁的侧脸……全涌了上来。

“孩子的病不能拖。”我对护士说，“先推进抢救室用药，费用问题我来沟通。”男人千恩万谢，跟着推床跑了。我坐回电脑前，深吸一口气，在系统里进行了一个操作：将大部分昂贵的自费药，替换为疗效相近的医保甲类药；将住院押金门槛，调整到了他能承受的极限。

我知道这不合规，但我知道他口袋掏空后，下一个掏的是什么。二十年前，也有个医生为我母亲这样做过。那时我站在缴费窗口前，和这个男人一样绝望。

天快亮时，男人终于凑齐了降低后的押金。我把单据给他，上面只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他愣了，看了看我，没多问，只是深深、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离开后，我翻出钱包里那张一直珍藏的、字迹模糊的旧处方单。原来，善意的传递不需要言语。它像一颗深埋的种子，总会在某个绝望的雨夜，悄然破土，长成可以为人遮风挡雨的模样。今晚，我救了一个孩子，也终于还上了欠了二十年的那场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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