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是国事活动的关键时候，工作人员都守在门口，连走路都轻手轻脚的，突然“哗啦”一声脆响，北边的窗户猛地裂了个口子，碎玻璃渣子差点掉下来。
离窗户近的工作人员赶紧冲过去，发现两层玻璃都被打穿了，还找到了一颗亮晶晶的子弹头。
这时候外面长安街的保卫岗哨也跑了进来，一脸急慌慌地说，街上没看见可疑人，也没听见枪响。
公安部当晚就凑了个专案组，全是经验老到的专家，围着窗户研究了半宿。
有人拿尺子量了量两个弹孔，画了条直线，说这子弹肯定是从长安街那边打过来的，搞不好是藏在路过的车里，趁人不注意开的枪。
接下来几天，民警们把长安街沿线的停车场、加油站、单位车库都翻了个遍，一千多辆车，挨辆看有没有弹孔，车主都得拉过来问半天：“那天你在哪儿？走的哪条路？”
可查来查去，连个可疑的影子都没有，专案组的人都愁坏了，天天开会到半夜，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老高。
就在大伙儿没辙的时候，年轻技术员陈建华说话了，他蹲在窗户边，拿着块碎玻璃看了半天，说：
“你们看这玻璃碎的样子，一边碎得厉害，一边还挺完整，说明子弹穿第一层玻璃的时候就没劲了，轨迹早偏了，不能按直线找”。
随后专案组真就找了支和现场子弹同口径的步枪，拉到西山靶场，打一枪就赶紧记录弹孔的样子，再和大会堂的弹孔对比。
100米、200米、300米都试了，弹孔要么太圆，要么碎得太厉害，都不对。
直到打到400米的时候，“砰”的一声，子弹砸在玻璃上，碎纹和大会堂窗户上的一模一样。
大伙儿一下子就精神了，围着玻璃看：“就是这个！终于找着方向了！”
顺着这个线索，专案组把长安街以北400米内的居民区都圈了进来，挨家挨户排查。
查到南长街44号院的时候，传达室大爷一开始还不乐意，说“我们这儿住的都是干部家属，能有啥问题”。
民警好说歹说，进了传达室，一眼就看见角落藏着把捷克造的小口径猎枪，枪上还落着灰，旁边抽屉里就放着子弹，连个锁都没有。
一问才知道，这枪是一干部家的，案发那天，他儿子在屋顶上玩，看见几只麻雀飞过来，就想起传达室有枪，跑去拿了出来，想打只鸟玩。
总理那边当天没受半点影响，稳稳当当地送外宾上车，交代工作人员好好安排，才转头找公安部的人。
后来知道真相是孩子误射，总理更气，专门找当事人谈了话，让他严加管教。
接下来半个月，民警们挨家挨户登记枪支，后来出台的《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就是新中国头一回搞全国性的枪支登记，规定谁家有枪都得备案，专人保管，小孩绝对不能碰。
别瞧这只是个开头，后来1981年的《枪支管理办法》、1996年的《枪支管理法》，都是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的。
要是还跟那会儿似的，枪随便放，指不定出多少事。
这件事告诉大家再小的意外，只要藏着制度漏洞，就可能酿成大麻烦；治理不是光解决眼前的事，更要从一件小事里看出大问题，赶紧把漏洞堵上。
一场小孩打鸟的意外，最后变成了全国枪支管理的转折点。
一声枪响惊破窗，一套制度护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