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海报前合影。
马伯庸分享趣味故事和写作经验。
手持门票,走进故事。
文/团结报全媒体记者彭宁龙俊玉通讯员向菲图/团结报全媒体记者田华
穿着最基础的白T恤和深色裤子,45岁的马伯庸亲切得就像邻家一位大哥哥,出现在湘西读者面前。
9月24日晚,容纳600余人的吉首大学演奏厅座无虚席,作家、编剧马伯庸以《历史中的大与小》为主题,与湘西文学爱好者展开分享。
他一上来就讲了个身边的小故事:如何用一个极富画面感的叙述,巧妙说服母亲不再催促他生二孩。他笑着引出主题:“人常常记不住道理,却记得住故事和画面。讲道理不如讲故事,历史也一样。”
大历史里的小故事
整场分享,马伯庸其实都在做一件事:讲故事,讲大历史中那些被尘埃掩埋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高僧玄奘的“归乡泪”。
玄奘西行取经,是位名垂青史的“大人物”。但马伯庸并未重述他穿越沙漠的艰险或译经弘法的伟业,而是将他还原为一个离家四十多年的普通游子。五十岁时,玄奘重返故里,却发现唯一的亲人只剩一位老姐姐。在父母坟前,他“追惟平昔,情不自宁”,痛哭失声。
“那一刻,他不是高僧,只是一个想念父母的孩子。”马伯庸说,“我们总以为历史人物是‘神’,但他们也会哭、会想家、会脆弱。人性才是最大的公约数。”
第二个故事,关于一封两千年前的家书。
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这两封信,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家书”。兄弟二人在信中问候母亲安康后,便“图穷匕见”地开始要钱要物。“母亲,寄点钱和夏衣来啊!”“丝布太贵,直接寄钱就好!”“千万别寄太少!”马伯庸笑问:“这语气,是不是像极了今天的大学生月底向爸妈‘求救’?”
然而,信的结局令人唏嘘——它们是在大哥“衷”的墓中被发现的。黑夫与惊,最终很可能战死沙场,再未归家。“‘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常常只记得‘将’,却忘了‘骨’。而历史,正是由无数这样的‘骨’支撑起来的。”马伯庸说。
第三个故事,来自两块砖。
在成都武侯祠的“大三国志展”上,马伯庸注意到两块铭文砖。一块烧制于公元170年,砖匠刻下“仓天乃死,当搏”抒发受压之愤——这比黄巾起义的著名口号早了14年。另一块刻于公元280年,一位姓朱的老匠人写下“晋平吴天下太平”,为战乱终结而欣喜。
“乱世的开始与结束,不是单由史官决定的,更是由一个个普通人感知、记录并推动的。”马伯庸说,“砖匠不会写史书,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留下了时代的情绪。”
小故事里的大人性
为什么这些微小的故事能深深打动我们?马伯庸的答案简单而深刻:因为人性亘古不变。
“科技会变、制度会变、朝代会更迭,但人对亲情的眷恋、对压迫的反抗、对太平的渴望,是跨越时空的共鸣。”
玄奘的眼泪、黑夫要钱的家书、砖匠的刻字——这些细微的情绪,恰恰是历史最真实的体温。马伯庸称之为“历史的温度”,并视之为理解历史的钥匙。
马伯庸坦言,他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也写不来帝王将相的权谋史诗。“我做了十年上班族,最懂的就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正是这种“普通人视角”,让他的讲述格外具有亲和力。
他进一步阐发自己的“人民史观”:历史并非少数英雄书写的宏大叙事,而是无数普通人愿望与行为汇聚成的长河。“每一个小人物单看都微不足道,但当千千万万人产生同一种诉求、同一种愿望,这种合力就会形成历史的趋势,推动时代向前。”
他认为,关注历史中小人物的遭遇、选择与作为,实则是在触碰历史的本质。“从细节看到人性,从小看到大,带着这样的温度与同理心回望历史,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互动环节,有读者问及如何面对人生逆境。马伯庸分享了自己的写作起点:最初是为赚稿费,而《风起陇西》的创作,竟是为了躲避毕业论文。“逆境或许会逼你走出另一条路,而那条路可能更适合你。”
谈及湘西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他建议:“湘西文化底蕴深厚,但今天讲故事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需洞察人性共通之处。只有讲清楚人性,才能打通古今,打动不同时代的人。”他认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文旅发展的宝贵素材,而关键在于“激活它们,找到其在当代的价值所在”。
分享会在掌声中落幕,关于“小人物”与“大历史”的思考,已在许多读者心中悄然生根。
记者手记
读与思,聚成光
团结报全媒体记者彭宁
许多次读马伯庸的书,总忍不住惊叹于他构思的精巧、视角的新奇与情感的动人。合上书页时,一个问题总在心头萦绕:他究竟是怎么想到的?他是吃什么长大的?
9月24日晚,听完马伯庸近一小时的分享,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
答案说来平常,无非是“读与思”。
比如,他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时间与地点信息,推断写家书的兄弟俩参与的应是秦灭楚之战中的淮阳之战——那是秦国统一进程中关键且惨烈的一役,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却遭惨败。兄弟俩很可能寄出信后就战死沙场,留守家乡的大哥才会将这两封浸透烽烟的家书带入棺椁,盼望着在另一个世界与魂牵梦萦的弟弟团聚。
再如,他从“江乘”这一地名在孙吴建立后便废弃不用的细节,推测出在砖上刻下“晋平吴天下太平”的朱姓匠人当时至少已六十岁。那六十年,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三国乱世,“天下太平”成了颠沛流离中人们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期盼。
这些常人难以察觉的视角,这般抽丝剥茧的观察与感悟,究竟从何而来?
我想,这绝非一时灵感,而是源于一个庞大认知系统的支撑。那是一个由海量阅读与深度思考构筑起来的精神宇宙,读过的每一本书、每一次认真思索,都如一颗被点亮的星辰,彼此联结,运转不息。
在这一系统的支撑下,他所见所感的每一粒历史尘埃——古籍中一句闲笔、文物上一道刻痕,甚至生活中某个荒诞的瞬间——都能被瞬间激活,与万千知识节点链接、碰撞,迸发出新的线索、维度与故事。
于是,我们才看到他从《明史》中关于太子朱瞻基一段近乎敷衍的记载里,演绎出《两京十五日》中那场沿运河奔命的绝地求生;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句背后,洞察到“一事功成万头秃”的艰辛内核,写就《长安的荔枝》中关于算法、物流与人性的叙事;从华山医院院史馆泛黄的档案里,挖掘出《大医》中一代医者在时代洪流中的悲欢与坚守。
而反过来,这些不断诞生的新视角、新故事,以及创作过程中必须进行的考据与思辨,又如同回流的能量,持续充盈、滋养甚至重构着原有的认知系统。
系统滋养灵感,灵感反哺系统——这就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推动认知边界与叙事可能不断拓展。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马伯庸是吃“书”长大的。
一本一本地读,一层一层地思,筑起属于个人的精神宫殿。再用这座宫殿里孕育的光,去照亮历史被遗忘的角落,让沉寂的尘埃重新发声、长出筋骨,成为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故事。
或许我们不必再惊叹天才遥不可及。答案,就藏在最朴素的道理里:无非是苦读的耐心、思考的韧性,是让知识在脑中不断联结碰撞的自觉。
这条路漫长而孤独,但唯有如此,灵感才能如泉奔涌,照亮来路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