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晚年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罕见地流露出对吴石案的复杂情感。他坦言："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并承认在审讯过程中"低估了他的意志力"。 时间回到1950年春天，台北的天刚转暖。一份笔记本从蔡孝乾的口袋里被翻了出来，里面夹着一张皱巴巴的十元新台币。 那张纸币上写着一个名字：吴次长。这条线索，让谷正文的眼睛亮了一下。吴石是谁？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是国民党眼里的“自己人”。但在谷正文眼里，那天开始，这人就变得“不干净”了。 很快，一份特别通行证被查出来了。是吴石亲自签发的，给一个叫朱枫的女人。朱枫是谁？没人知道。但谷正文的直觉告诉他，这事不简单。 他开始盯吴石。一次深夜十二点，他带着人去了吴家。翻遍了房子，什么也没找到。可他没走，转头就把吴夫人王碧奎带回了局子。 他说得很客气：“想请您协助做个笔录。”可王碧奎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摆着的，是吴石的签字文件。谷正文没打她。他递了杯热茶，坐下来聊天，说自己以前在军中也受过吴石的提拔。 几句话套完了信息，朱枫的身份，地下党的关系，线索全都串起来了。可问题来了。吴石是个什么人？他不是党员，也不是专业特工。 他是个搞战略图纸的军官，地位高、胆子大，拿命在帮共产党送情报。抓他的时候，吴石没反抗。谷正文亲自审他。三十多次的审讯，从早到晚，有时候通宵。 电击、灌辣椒水、竹签钉指甲……最狠的一次，是电击他的左眼。那之后，吴石左眼彻底毁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谷正文后来承认，他低估了这个人的意志力。他说：“我以为他最多撑三天，结果他一句都没吐。” 有人当时就问他：“你是不是后悔了？”谷正文没正面回答。 其实他心里明白，从王碧奎说出朱枫那一刻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朱枫是交通员，是从上海过去的联络人。为了掩人耳目，她把情报藏在自己的发髻里。 后来在舟山被捕，审讯不过三天，就跟吴石一道，送到了刑场。那年6月10日，台北的天很闷。吴石穿着整洁的军服，站在行刑场中央。 他没喊口号，也没求饶。他只说了一句：“死不足惜，自由可贵。”他的绝笔诗藏在画册背后，没人能在当时看见。 几十年后才被翻出来，句子字字带血：“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谷正文说他看过那首诗。他那时候已经退休了，住在台北郊区的小房子里，说话慢了，手也开始抖。他说：“他不是党员，却比很多党员还坚定。” NHK那次采访，是他晚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动谈吴石案。他没哭，但眼眶红了。他说：“我当年办这个案子，官复原职，加薪加级。可我到今天，睡觉都还是梦见他。” 那不是谎话。他在遗稿里写过一句话，没人敢公开：“这个人我搞不动，他是个谜。”你可能以为，他只是个冷血特务，其实没那么简单。 谷正文年轻时也当过兵，也受过共产党救命之恩。可后来，他选了另一条路。他不解释。他说：“我做的是我的事，他做的是他的事。” 王碧奎后来被放了，带着孩子在台湾过了几十年。1980年，她带着儿女移居美国。1993年病逝，和吴石合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那块墓碑上，没有荣誉称号，只有两个字：吴石。朱枫的后人找了多年，也没找到她的遗骨。有人说，她死前还在唱《送别》。 但这些事，谷正文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他只是坐在镜头前，叹了口气，喃喃一句：“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 这句话没什么技巧，也没什么辩解。可就是这句话，让人突然明白，所谓“胜利者”，有时候也未必赢得了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