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铁青着脸闯进军统湖北站，当着站长朱若愚和一干特务的面，掏出手枪当场把情报处长杨若琛一枪打死，转身扬长而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华清池枪声大作。当时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钱大钧，听到动静第一个反应就是抄起枪往外冲。结果，一颗流弹直接从他后肋射入，穿透了肩膀。他当场就倒在了血泊里，可以说，是实打实地替老蒋挡了一枪。 这道枪伤，成了他日后最大的政治资本。后来老蒋被抓，戴笠在审讯钱大钧时怀疑他跟张学良串通，调走了专列，断了委员长的退路。钱大钧什么也没多说，直接脱掉上衣，指着身上狰狞的伤疤反问：“我要是通敌，何必拿命去挡子弹？” 就这一句话，蒋介石心软了。 所以你看，钱大钧有底气。这底气是拿命换来的。在他看来，我替校长流过血，我为党国挡过枪，你一个军统小小的处长算什么东西？ 被他打死的杨若琛，也不是个简单角色。他是军统湖北站的情报处长，戴笠的眼线。那段时间，正是武汉空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钱大钧兼任着航空委员会的主任。杨若琛接连给戴笠打小报告，说钱大钧“贻误战机”，甚至暗指他有“通共嫌疑”。 这些报告，每一条都可能要了钱大钧的命。 在那个年代，“通共”的帽子一旦扣上，谁也摘不下来。钱大钧这种在权力场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当然明白其中的凶险。他选择了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肉体消灭。这一枪，打给杨若琛，更是打给杨若琛背后的戴笠和整个军统看的。意思很明白：别把手伸得太长，我黄埔系嫡系将领的事，轮不到你们这些特务来指手画脚！ 这事捅到蒋介石那里，所有人都等着看钱大钧怎么倒霉。毕竟，当众枪杀军统命官，这是在公然挑战领袖的权威。 可老蒋的处理，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仅仅是“停职一月”，然后复职。 连刑事责任都没追究。 这就有意思了。蒋介石在想什么？其实他是在玩一种平衡术。 一方面，军统这把刀越来越快，戴笠的权力越来越大，已经开始让很多嫡系将领感到不安和反感。军队和特务系统之间的矛盾，早就摆上了台面。蒋介石需要敲打一下戴笠，告诉他别太出格，尤其不能动他的核心圈子。钱大钧这一枪，正好给了他一个由头。 另一方面，钱大钧毕竟是“护驾功臣”。如果为了一个特务处长就严惩自己的救命恩人，那以后谁还愿意真心实意地为他卖命？这笔人情账，蒋介石算得很清楚。 所以，杨若琛就这么白死了。他的死，成了蒋介石平衡派系、安抚人心的棋子。 然而，钱大钧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躺在这份“护驾之功”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躲得过杀人的罪，却躲不过一个“贪”字。 枪杀案后不久，他坐镇的航空委员会就爆出了惊天贪腐大案。1939年重庆大轰炸，日军飞机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急电钱大钧，命令空军起飞拦截。钱大钧的回复差点把老蒋气死：“无飞机可用。” “几年下来数千万美元的购机款，飞机呢？”蒋介石的质问，钱大钧无言以对。 一查到底，账目烂得一塌糊涂，几十架战机的采购款不知去向。这回，连宋美龄都保不住他了。蒋介石一纸手谕：“撤职查办，永不叙用！”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吊诡的地方：忠诚和贪腐，杀人和人情，被拧成了一股乱麻。 钱大钧可以因为“忠诚”的伤疤，而免掉杀人的死罪；却也会因为贪婪，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始终没明白，蒋介石的信任是有额度的，可以透支，但终究会花完。 其实，钱大钧并非不懂人情世故。有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精明。1933年，陈赓被捕后经多方营救出狱，在从上海去江西的火车上，竟然碰上了钱大钧。当时陈赓心里一沉，以为在劫难逃。 钱大钧却把他请到自己的包厢，好吃好喝招待，聊了聊黄埔的旧事，临了还说了句：“你有事就走吧，我不拦你。” 手下副官不解，问为何不抓。钱大钧看着窗外，淡淡地说：“你忘了，他救过校长的命。” 这指的是1925年东征时，蒋介石兵败遇险，是陈赓硬是把他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 钱大钧心里有本账，他知道，陈赓是蒋介石心里一个特殊的“情义债”，自己要是抓了，反而是给校长添堵。 一个能如此洞察上意、精于算计的人，最后却栽在了最简单的“贪”字上。说到底，是那个环境扭曲了他。当权力可以无视法律，当人情可以大过国法，当杀人都可以被轻轻放过时，贪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钱大钧的一生，就像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缩影。有过忠诚，有过战功，但最终却被内部的派系斗争、制度腐败和无尽的私欲所吞噬。那一枪，打死的是杨若琛，震慑的是戴笠，但真正打穿的，却是国民党政权自己早已腐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