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太监安德海被杀，慈禧起初气得发抖。等听说安德海死后被扒了裤子示众，她反倒笑了：“这个事，办得好！” 1869年夏天，北京紫禁城储秀宫的凉席上，慈禧太后捏着新到的君山银针茶盏，指尖忽然一颤，茶水泼在明黄袍袖上，溅出小片湿痕。 旁边伺候的宫女太监吓得立刻跪成一片，连呼吸都不敢重：山东传来的消息太炸，她最宠的小安子安德海，被山东巡抚丁宝桢砍了头。 安德海在宫里没人不认识，都喊“小安子”。二十五岁就当上大总管，从慈禧还是懿贵妃的时候就跟在身边。 最露脸的是咸丰年间在热河行宫，他冒死把密信藏在鞋底，摸黑送到慈禧手里，正是这封信，帮慈禧在“辛酉政变”里联合恭亲王除掉了顾命大臣，从此站稳了太后位置。 打那以后，安德海总觉得自己是慈禧的“贴心人”，行事越来越没规矩。 那年同治皇帝要大婚，安德海盯上了“采办”这个差事。 他蹲在慈禧脚边捶腿，说江南的丝绸最滑溜，珠宝最透亮，自己去跑一趟，婚礼肯定风光。 慈禧心里明白，这小子是想借着“皇差”出京显摆，可大清祖制明明白白写着：太监非奉差遣不能出都门。 但架不住安德海念叨，加上想让婚礼体面，她到底松了口，只反复叮嘱“悄悄去，快回来”。 安德海把这话当耳旁风。挑了三十多个小太监，坐大船沿大运河南下，船头扯着“奉旨采办”的杏黄旗，再配上“凤”“龙”两盏大灯笼，夜里都点得亮堂堂的。 沿途官员谁敢怠待？直隶总督曾国藩都派了手下登船问候，地方官捧着金银、古玩往船上塞，安德海搂着腰间的玉坠子，笑得眼睛都没了。 到了山东德州，他更离谱，冲着知州赵新要“山八珍”“海八珍”，说少一样就是“耽误国事”。 赵新做了几十年官，一眼就看出毛病：太监出京得有军机处发的勘合凭证，安德海兜里啥都没有。他连夜给顶头上司丁宝桢写了密信，说这小安子招摇得没边，保不准要闯祸。 丁宝桢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最恨宦官干政。几年前在军机处当值，他亲眼见安德海插着腰训斥军机大臣，连恭亲王都被他说得说不出话。 收到赵新的信，他立刻派心腹去京城查，果然，军机处没发过任何关于安德海的公文。 这下丁宝桢底气足了：祖制摆在这儿，太监违制出京，必须严办。 他先给同治帝递了密奏，说安德海挂龙凤旗招摇，怕有谋逆的心思。 同治帝正烦安德海总在慈禧跟前说自己坏话，看了奏折拍桌子：就地正法，不用请示！ 安德海到泰安的时候，还做着“面见皇上、讨个封赏”的梦。 船刚靠岸，丁宝桢的兵丁就围了上来。他扯着嗓子喊“我是太后的人”，可兵丁只认密旨。 8月7日，济南府衙的大堂里，安德海被绑得直挺挺的，听着丁宝桢念完圣旨，腿一软跪在地上。刀光闪过，头“咚”地掉在地上，血溅在青石板上。 消息传回北京，慈禧先是气炸了——她把茶碗摔在地上，骂丁宝桢“目无君上”。 可紧接着第二封密报到了：安德海被砍头后，丁宝桢让人剥了他的下衣，停在济南街市示众三天。 这些年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安德海是慈禧面首”的谣言，这下全没了，谁都知道，安德海死的罪名是“违制”，不是别的。 慈禧的气慢慢消了。她比谁都清楚，安德海最近越来越过分：插手官员任免，收受贿赂，甚至敢跟恭亲王对着干。 这小子早就不是“贴心人”，是个随时会爆的雷。丁宝桢这一刀，既除了隐患，还帮她洗清了谣言。 再说丁宝桢是按祖制办事，她要是怪罪，反而落个“护短”的名声，太后要脸面，不想被人说袒护宦官。 后来，慈禧下了道谕旨，表面说丁宝桢“办事鲁莽”，可话锋一转，夸他“刚正不阿”。 没过多久，丁宝桢就被调去当四川总督，那是人人眼红的肥缺。宫里的太监们从此规矩多了，再没人敢随便出京，连说话都收敛了。 安德海到死都没明白，自己仗着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最后成了权力场上的弃子。 丁宝桢看似冒险，其实每一步都算准了：他知道慈禧既要守祖制，又不想背“护短”的骂名；他更知道，除掉安德海，既是对皇上的交代，也是给天下人看——宦官再得势，也不能坏了规矩。 这一场风波，砍的不是安德海的头，是晚清宦官乱政的苗头。 权力这东西，从来不是谁的宠信就能保一辈子的。安德海以为“太后的人”是铁饭碗，却忘了再亲近的人，一旦成了负累，就会被轻轻放下。 丁宝桢的果断，守住了国法，也给后人留了个理儿：不管多大的官，多受宠的人，都得守规矩。 后来有人想起这事，说安德海是“作死的”，可细琢磨，这哪里是他一个人的错？ 是权力的纵容，是规矩的松弛，才让他飘成了那样。而丁宝桢这一刀，砍醒了很多人，就算在宫里，也得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件小事，就能改变不少人的命运。安德海的头落地了，可晚清的官场，到底清净了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