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惠州，男子何某酗酒后殴打妻子小玲，并打电话挑衅其大舅子凌某：“我又打了你妹，有种你来呀！”一句挑衅彻底点燃了怒火。凌某愤而持刀赴约，双方在街头厮打，最终何某被连捅数刀身亡。一桩起于家暴的恩怨，演变成了命案。一审法院判凌某无期徒刑，但二审却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理由引发广泛关注。 据悉，何某与小玲婚后感情不睦。何某性格暴躁，酒后常因琐事殴打妻子，多次惊动警方。小玲的 哥哥凌某早已看不下去。一次争执中，他与何某大打出手，被警方以“互殴”处理，两人均被拘留。 出狱后，何某非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那天夜里，他醉醺醺回家，看到小玲玩手机，便拳脚相加。打完后，他还拨通了凌某的电话挑衅，语气中带着恶意：“我又教训了你妹，你能怎样？” 凌某当时已被行政处罚过，本想息事宁人，但这通电话让他彻底失去理智。他抄起家中的水果刀骑车出门，直奔约定地点。而何某也带着菜刀赶来。夜色中，两人挥刀相向，厮打声惊动了附近居民。凌某在混乱中连捅何某腹部、背部数刀。小玲赶到时哭喊：“别打了，会出人命的！”凌某这才停手，随后拨打110报警，并配合警方投案。 何某因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审法院认为，凌某主观上并无杀人故意，其行为性质属于故意伤害致死。虽然案发起因是何某的挑衅与家暴，但凌某的行为已远远超出防卫必要限度，系报复性行为。最终，一审判决凌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凌某不服，提出上诉。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护妹妹免受家暴威胁，属于防卫过当，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本人、他人的人身、财产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减轻或免除处罚。 案件的焦点就在于：凌某的行为，究竟是防卫过当，还是报复性伤害？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定性虽无误，但量刑偏重。何某长期家暴、屡教不改，甚至在警方警告后仍多次施暴，严重违反《反家庭暴力法》。他不仅实施身体侵害，还以挑衅电话的方式引诱矛盾升级，这种行为本身具有重大过错。 同时，凌某案发后主动报警、配合调查、认罪认罚，并取得了何某家属的谅解。综合上述因素，二审法院认为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最终，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维持民事赔偿5.4万元。 从法律上讲，凌某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不法侵害行为在案发时已经结束。何某对小玲的暴力已停止，之后的冲突属于双方“约架”，是新的独立行为。但从情理角度看，何某的长期家暴与挑衅，成为悲剧的导火索，二审法院在量刑上体现了“被害人有过错”的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防卫过当”与“互殴”往往界限模糊。凌某是在侵害结束后出于愤怒持刀报复，属于私力救济，不具备防卫正当性。 不过，《刑法》第13条也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结合案件的具体情节，二审法院的改判也体现出“法理情”的平衡——既惩治暴力，又不忽视挑衅与家暴的前因。 从社会意义上讲，这起案件是一堂鲜活的法治教育课。首先，它揭示了家暴的连锁危害。家庭暴力不仅摧毁亲密关系，更可能让亲属陷入二次暴力与违法泥潭。其次，它警示人们：法律不鼓励私力复仇。情绪化的报复只会制造新的悲剧，让原本的受害者变成加害人。 其实，小玲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施暴者接近、威胁或骚扰。若何某在第一次家暴后就被依法限制接触，这场命案或许根本不会发生。遗憾的是，许多受害者仍对“家丑不可外扬”抱有心理顾虑，错过了最佳保护时机。 此外，《民法典》第1043条也明确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扶助，不得实施家庭暴力。家庭暴力行为不仅侵犯人身权，更可能引发刑事责任。 客观来说，如果小玲提早用法律捍卫自身的权益，而非继续纵容家暴，那么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何某因暴力与挑衅丧命，凌某因冲动坐牢，而小玲则失去了丈夫与自由的哥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场家庭矛盾没有任何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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