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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大国博弈核心的今天，如何构建富有活力的科创生态体系，已成为关乎长远发展的关键命题。《中国科创金融》一书中《科技创新需要构建科创生态体系》章节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剖析了科技创新所需的多要素协同：政府既要通过制度设计筑牢知识产权保护与风险分担的基石，也需运用财税工具引导资源流向；教育科研机构承担着人才储备与原始创新的重任；企业则是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的主体；而金融体系更需提供与科创高风险特征相匹配的资本支持。

文章通过回溯美国《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战略价值，对比美苏不同制度下科技发展的路径差异，并聚焦硅谷、筑波、伦敦东区等国际科创中心的实践案例，深刻揭示了“生态协同”之于创新成功的决定性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跨越时空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在当前形势下完善科创治理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特推荐本篇深度分析，以飨读者。■张雪春苏乃芳

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参与主体包括各类学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市场等，科创的过程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因此，科技创新需要科创生态系统的支持，其中的要素和环节缺一不可。政府是这些要素中基础研究和战略性技术的投入主体，需要为科创提供知识产权等法律保护，动用财税资金（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补贴等）为企业融资建立高效的风险分担机制、资本市场以及中介服务平台，降低科技创新成本和市场失灵的风险。科创的关键在于人才，而教育体系是培养人才的基础，科研机构和企业是人才发挥作用的基地。人才需要合适的研发环境才能出成果，而科研成果需要通过企业才能与市场相结合。在教育、研发和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金融的支持都必不可少。科创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投入大、风险高，需要教育和科研机构提供人才储备和不断试验，需要企业的决策、组织和激励，需要政府分担风险、提供保障，需要有与科创特征相匹配的金融产品。

提升科创水平必须先完善科创生态体系

在近百年大变局的大背景下，科技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全球贸易、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在科创中的作用被重新审视和重视。发达国家为保持地缘政治优势，已制定一系列科技发展战略，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通过联合盟友、制定相关规则来重塑国际秩序。

美国在二战后的科技生态体系发展经历显示，提升科创水平必须先完善科创生态体系，核心要素包括提出国家战略、重视基础研究、利用市场（包含金融市场）动员力量，包括多方参与科研、国际开放与合作。1945年7月，白宫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提交了《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奠定了美国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科技创新的政策基础，使美国逐步摆脱了对欧洲基础科学研究的依赖，开创了政府推动下的大科学工程新范式，并一直引领全球科技创新，铸就了美国科技强国的地位。

二战后的80余年中，来自全球各国的学生和科研人员进入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和科技企业，不仅推动了物理、生物等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推动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的进步，为经济、军事及其他活动带来了变革。总体来说，《科学：无尽的前沿》明确了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离不开科学发展，而国家需要引导科学技术不仅用于经济增长，还要用于公益和社会正义。也就是说，国家需要打造有效的科创生态体系。该报告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

第一，提出了重视基础研究的作用。该报告提出，基础研究是一口井，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代表着“在不考虑实际需求情况下”对基础知识的寻求。部分基础研究的成果经过应用研究和市场开发，最终将被人类用来满足多方面的需求。这一理念使美国多数联邦基金大量用于基础研究，并取得大量科研突破。

第二，倡导了国家支持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做法。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明确制定“促进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教育的国家政策”，并通过拨款和合同支持“数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工程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此后，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以长期合同形式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为科学家提供研究自由，培养科学专家，包括军事和民用、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验等在内的所有研究。自二战以来，美国联邦及州政府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并在产品开发上进行了大规模工业投资。政府支持科研需要遵循五项基本原则：（1）稳定的资金，以便推进长期计划；（2）资金管理的机构由经过选拔的有能力的人负责；（3）机构不自行运营实验室；（4）接受支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必须保留机构对政策、人员、研究方法和范围的内部控制权；（5）国家科学基金会必须对总统和国会负责，根据研究工作的特殊需要对其进行审计、报告、预算编制等常规控制。

第三，完善了美国动员企业、高校以及市场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点安排。一是基础研究由科学家指导，由研究人员决策。杰出科学家组成“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人由各科学机构的代表选举产生。而美国大学及政府研究从规划、遴选到评估都由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自行决策。二是研究由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学家来完成，他们被称为“一小群熟谙自然基本规律的天才”。二战期间，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资金，大学是武器和系统等领域科创的摇篮；二战后，政府资金也支持了大学等研究机构成为各领域科创的基地。三是联邦政府大幅增加政府的研究拨款，让独立的大学研究者获得安全感、个人知识自由度，能在没有商业压力的氛围下开展工作。1945年以来，美国各界在基础科研和教育方面投资数万亿美元（自1968年以来，平均每年的投入基本稳定在GDP的2.5%），在各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收益。

第四，通过政府直接提供资金、担保、税收优惠等多项措施，营造了良好的科创生态，鼓励私营部门增加研发投入。美国的金融生态在科创体系中至关重要，尤其是，美国金融体系以直接融资为主，股市及股权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科技创新离不开多元化的资金投入，科创金融支持体系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市场。企业是研发资金的投入主体，需要组织研发团队，完善内部控制和激励机制。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冷战中，美国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科技领先。其间，前30年美苏进行了以载人登月为目的的“太空争夺战”，通过科技竞争来获得冷战主动权，而科技竞争又影响了美苏政治、经济、社会变革。这一过程中，美国由于本土免于战乱而吸引了一流人才，加上开放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及国家层面对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对科研的投入和效率远超其他经济体，实现了“阿波罗计划”，推动了核电技术、大型客机制造等先进科技的发展，并催生了大批尖端科技企业。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在短期内迅速调集有限资源从事基础研究和重大或紧急项目研究，获得了在卫星发射和空间载人方面的领先，但这些科创成果被封闭在国防领域，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否定市场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阻碍了经济对科创的依赖，进而削减了市场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尤其是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的分离；而科研机构和企业均以是否完成计划为考核标准，缺乏市场激励，加上科研决策层未重视最先获得突破的半导体技术，最终被美国在经济和科研方面几乎全方位超越。美国历史学家麦克杜格尔认为，强大的科技实力为美国战胜苏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苏的登月竞赛催生了一场永久性的科技革命。

科创中心的发展历程彰显科创生态的重要性

美国硅谷、日本筑波、英国伦敦东区等不同国家的科创中心都不是教育科研机构、资本和中介的简单组合，它们的发展历程彰显了科创生态的重要性。

硅谷依赖于大学、企业、科研机构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有一套孵化培育初创企业的完善机制。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把4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科技公司来建立工业园，形成了教学、研究、运用一体化的“硅谷模式”，科研成果迅速转移到企业，企业可以很快上市，科研人员和投资者可以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硅谷体系涵盖了科创生态较为完整的系统，即政府与市场的配合，中介机构与科研机构的配合，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人才的配合，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的配合。

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在筑波科学城的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包括法律法规、优惠政策、选址、人力资源调配、资金投入等，其中国家研究机构预算的50%用于投资筑波科学城。但政府过度介入也影响了科研成果转化和科学城的科技产值，迫使政府放宽农地审批、劳动合同期限、开放民间和外资办学等政策，便利该地区的投资和创新。

从2010年开始，英国政府在6年中投入了4亿英镑支持将东伦敦科技城建设为“迷你硅谷”，孵化英国的创新企业。东伦敦科技城坐拥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汇集了谷歌、推特等1600多家科技公司，还有欧洲最大的科创企业孵化种子营（Seedcamp），目标是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科创投资中心。

英国近年的实践也说明了创新生态正在与时俱进。英国在2021年脱欧之后，公布了《英国创新战略：创造引领未来》（UKInnovationStrategy:LeadingtheFuturebyCreatingIt），并提出了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航天、材料等领域的创新战略，通过创建鼓励所有英国企业创新的生态系统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工业革命和全球竞争。在新的战略下，英国在监管便利、机构沟通、资金投入、人才吸引等方面都有具体行动。监管和机构方面，英国致力于创建世界上最灵活的监管体系，并通过指引系统简化企业与公共机构的联系。

此外，英国还创建了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ARIA），支持具有颠覆性和变革性的技术创新。资金方面，政府设立了英国创新和科学种子基金（UKI2S），商业银行启动了多行业的投资计划，与私人投资者一起直接投资于科创企业的成长期及后续融资期。人才方面，英国通过设立人才办公室，多种试点计划，构建创新劳动力和创新生态体系，鼓励研究人员在企业和大学间流动，吸引全球顶尖的创新人才。在新的战略实施中，英国政府不仅承担了部分科创风险，而且还是战略性科创的客户。（注：本文小标题由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