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和朱枫住在同一牢房的，还有两位女性，半年之内，她们相继就义。 她们是：国民党元老陈仪的女儿陈维梅，以及年仅24岁的地下党员金秀兰。 牢房的铁窗挡不住三个人的精神共鸣，哪怕镣铐磨破了脚踝，她们说话时眼里总带着光。 陈维梅原本不用卷进这场风波，父亲陈仪是黄埔军校创立时的教官，曾官至浙江省政府主席，她从小在优渥环境里长大，受过良好教育，本该有安稳的人生。 可陈仪一心想让家乡免遭战火，暗中联系解放军策划和平解放浙江，事情败露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陈维梅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也跟着进了牢房。 她在牢里从没抱怨过，反而常跟朱枫、金秀兰讲父亲教她的道理——“做人要守大义，国家太平比什么都重要”。 朱枫听了总会轻轻点头，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女性，早年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后来为了革命事业辗转香港、台湾，负责传递重要情报。 她比陈维梅年长些，经历过更多风雨，却总说自己从陈维梅身上看到了“世家子弟的风骨”，那种不向强权低头的劲儿，和自己的信仰不谋而合。 年纪最小的金秀兰，是三人里最活泼的一个，却也是信念最执着的。她出身农村，十几岁就跟着地下党搞宣传，跟着农会组织乡亲们抗租，入党时才19岁。 被捕前她在台湾负责联络基层党员，哪怕知道身份随时可能暴露，还是坚持把每一份情报都送到指定地点。在牢里，她总爱给另外两人讲乡下的事，讲乡亲们对好日子的期待，说这些期待就是自己撑下去的动力。 有次狱警故意刁难不给热水，金秀兰还笑着说“没事，咱们搓搓手就暖和了，等出去了，我带你们喝家乡的热茶”，可谁都知道，她们心里都清楚，出去的希望渺茫。 朱枫看金秀兰年纪小，总想着多护着她些，把自己分到的窝窝头多分一半给她，夜里冷了就把薄被子往她那边挪。 陈维梅则会用自己仅有的纸笔，偷偷写些鼓励的话，塞给金秀兰和朱枫，字里行间全是“坚持住，正义不会迟到”的信念。 她们三个背景截然不同的女性，就这样在阴暗的牢房里拧成了一股绳，没人提害怕，没人说放弃，聊得最多的是解放后的生活，是家乡的亲人，是她们坚信能看到的太平日子。 后来陈维梅先被提审，回来时身上带着伤，却没掉一滴泪，只是跟朱枫、金秀兰说“我没说一句不该说的”。 没过多久，她就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她特意整理了一下衣服，对着牢门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那是家乡的方向，也是父亲曾为之奋斗的方向。 陈维梅走后，金秀兰沉默了好几天，再开口时语气更坚定了，她跟朱枫说“陈姐姐没白牺牲，咱们更得撑住，不能让她的坚持白费”。 可命运没给她们太多时间，半年里，金秀兰和朱枫也先后被执行死刑。金秀兰临刑前，紧紧攥着朱枫的手，说“朱大姐，咱们到那边也接着做伴，接着等胜利的消息”。 朱枫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说了句“好，咱们一起等”。她们赴死时都很平静，没有哭喊，没有退缩，就像平时在牢里聊天时那样，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带着对信仰的忠诚。 人们后来回忆起这三位女性，总说她们是“铁窗里的三束光”。 陈维梅放弃了优渥生活选择追随大义，金秀兰用年轻的生命守护信仰，朱枫为了情报事业奉献一生，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因为同样的追求走到一起，在最黑暗的环境里，活成了照亮别人的光。 这种精神从不是某个人的专属，而是无数革命者共同的底色——不分年龄，不分出身，只要心怀大义，就能在绝境里开出希望的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