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曾说：中国的消费率偏低，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不足，有人认为中国人热衷于存钱而不愿消费，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唯有将现有的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破解这一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   很多人算过一笔账，每个月工资到手，先扣掉房租或房贷，再刨去水电燃气和柴米油盐，剩下的钱还得留着应对生病、养老这些不确定的支出。   手里没足够的闲钱，就算商场里的商品再吸引人，也只能先忍一忍，哪敢放开手脚消费？   有人总说中国人爱存钱，可很少想过，存钱背后是对未来的担忧。   比如年轻人要攒钱买房、结婚、养孩子，中年人要考虑父母养老和孩子教育，老年人更是得留着钱防大病，这些现实压力摆在面前，谁也不敢把钱都花光。   刘元春校长点出工资水平不足这个核心，其实就是在说，只有让大家口袋里的钱真正多起来，消费意愿才能跟着提上去。   可光靠工资增长还不够，这背后还牵扯到政府角色的转变。   过去咱们的政府更多偏向投资型，把不少精力放在建基建、搞项目上，这些投入确实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好底子。   但随着社会发展，大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比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完善的医疗保障、更可靠的养老体系，这些都需要政府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   要是教育能少花点钱，看病能少操点心，养老能多份保障，大家就不用把钱都攥在手里当“救命钱”，自然有底气去消费。   就拿医疗来说，之前很多人不敢轻易去大医院，怕一次住院就花光积蓄。   后来医保报销比例提高，异地就医也越来越方便，不少人发现看病负担轻了，手里的钱就敢拿一部分出来买些保健品、健身器材，这就是公共服务改善带动消费的真实例子。   再看教育，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们的课外辅导班费用降了不少，家长们省下的钱，有的用来带孩子旅游，有的用来给家里换台新家电，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带来的连锁反应。   投资型政府的好处是能快速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要是公共服务跟不上，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没解决，消费市场就很难真正活跃起来。   比如有些地方建了很多商场，可老百姓手里没钱，商场里的东西卖不出去，最后反而造成资源浪费。   而服务型政府就是要解决这些“后顾之忧”，让大家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   就像养老，现在不少地方开始推广社区养老服务，建老年食堂、搞健康监测，老人们不用总担心自己没人照顾，手里的养老金就敢拿出来买点喜欢的东西，甚至报个老年大学学点新技能，这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给消费市场添了活力。   还有住房，政府加大保障房建设，推出租房补贴政策，年轻人不用再为了买房拼命攒钱，就能把一部分收入用来提升生活品质，比如买辆代步车、换个好点的电脑，这些都是消费潜力的释放。   刘元春校长说要把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其实就是想通过政府角色的调整，搭建起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让老百姓的“安全感”上来，消费的“信心”才能跟着上来。   有人可能会问，政府转向服务型，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长？   其实不会，反而能让经济发展更可持续。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要是消费市场能真正活起来，就能带动更多行业发展，比如餐饮、旅游、零售这些行业，都会跟着受益，进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就业稳定了，工资收入也能跟着增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就像前几年，国内旅游市场火爆的时候，不仅景区收入增加，周边的酒店、餐馆、特产店也都生意兴隆，不少人靠着旅游相关行业找到了工作，工资也比之前高了不少，这就是消费带动经济的生动体现。   可要是公共服务跟不上，消费始终提不上去，经济增长就只能靠投资和出口，一旦外部环境有变化，比如出口受阻，经济发展就容易遇到瓶颈。   所以说，政府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不是放弃投资，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上，通过改善公共服务，释放消费潜力，让经济增长更有韧性。   现在咱们能看到，政府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   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让低收入群体的工资能跟上物价上涨；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的投入，减轻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更多人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这些举措虽然不能马上让消费率大幅提升，但每一步都在为消费市场的活跃打基础。   就像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消费，发放消费券，可要是老百姓手里没闲钱，就算有消费券，也不敢随便用。   但要是公共服务到位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少了，就算没有消费券，也会主动去消费。   这就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它不是靠短期刺激，而是靠长期的制度保障，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   刘元春校长的观点，其实是看透了消费率偏低的本质——不是老百姓不愿消费，而是没条件、没底气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