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原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少将夫妇乘坐公共汽车买菜，售票员讲：“老同志，请付8毛票钱。”丁夫人抱怨道：“还不如付1块钱，省得找钱麻烦。”丁盛少将一听，打断了夫人的话，讲：“我可不嫌，能省2毛是2毛。” 1993年的广州，一辆公交车上，一位老人正为两毛钱和老伴儿小声嘀咕。夫人觉得为图省事，直接投一块钱得了，不必找零。可老人不干，很认真地坚持要付刚刚好的八毛钱，“能省2毛是2毛”。 这位执拗的老人，就是丁盛。一位1955年就被授予少将军衔、曾执掌广州与南京两大军区的司令员。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怎么会为两毛钱的找零如此较真？这背后，藏着他一辈子的价值天平。 在他看来，钱花在自己身上，价值就得被压到最低。这不仅体现在公交车上的两毛钱，也体现在他晚年脚上带补丁的鞋，还有家里那张他亲手缝补的破沙发。他对个人享受的压缩，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可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当价值指向集体时，金钱的意义就变得无限大。他攒下的两千块零钱，能一次性毫不犹豫地捐给社区。他当年身为司令员，宁可自己挤公交、多走路，也要把省下的汽油费补贴给部队。 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心里有杆秤。子女给他寄来新衣服，只要自己穿着不那么合身，转手就送给了有需要的邻居。有客人来访，临走时愁没零钱坐车，他会从窗台上的罐头盒里抓一把硬，塞给人家。资源，就是要从“我”流向“他人”。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抠”？可看看另一些事，你就会明白，他捍卫的根本不是钱。他曾为豆腐摊主少找了五分钱而据理力争，要的不是那几分钱，而是“实事求是”的公平。 就像他在公交车上跟夫人解释的那样，这不是省钱，这是“纪律”和“作风”问题。这种对原则的坚守，和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的样子一模一样。朝鲜战场上，面对炮火，部下劝他后退，他瞪着眼反问：“我不往前，兵们往哪冲？” 无论是面对敌人还是面对生活中的五分钱，他都用同一种“以身作则”的方式来确立规则。规则之外，他的人情味又浓得化不开。为访客掏出那一把硬币时，他可没算计是七毛还是八毛。那枚在他手里计较过的硬币，此刻成了传递善意的媒介。 这套独特的价值观，是从艰苦岁月里烙下的印记。他14岁就是给红军送信的“红小鬼”，17岁参军，走过长征，打过衡宝战役，也曾在金城战役里歼敌上万。战争年代，每一发子弹都要精打细算；在新疆戈壁滩搞建设，他带头挑土挖渠，粮食不够，自己每餐只吃半碗饭。 匮乏，是他人生前半程的底色。这种记忆，塑造了他对物质最朴素的敬畏。晚年离休后，他按师级待遇，起初月薪仅一百多元，后来也只涨到二百。有一回住院，五千块的费用一度没法报销，最后还是老部下们凑钱解决的。 即便生活如此，他也从未抱怨过一句。在物质极度匮乏、如被无形之手紧紧压缩之际，他的精神世界却似巍峨高山般岿然矗立，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强大，于困境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苦日子磨砺出的内心标准，让他足以对抗一切困顿。 1999年9月25日，这位86岁的老人走了。追悼会上没有提他显赫的军衔和职务，遗像下方简简单单写着五个字：“丁盛老人”。他最终脱下所有战功与光环，回归本色。 那两毛钱的故事，或许就是理解他一生的钥匙。它是一杆公私分明的秤，一把衡量原则的尺，更是一枚苦难岁月留下的深刻烙印。这，就是丁盛为自己写下的、最质朴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