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说真的，那时候的成都城跟炸了锅似的——街头满是扛着行李的国民党溃兵，商铺门板关得死死的，只有军用卡车呼啸着往凤凰山机场跑，连空气里都飘着慌慌张张的尘土味。你可别以为军用机票是随便拿的，1949年底国民党撤离西南时，民用航班早停飞了，军用机票全由国防部统一调配，优先给军政要员和“战略物资”，普通官员想求一张都得托三层关系，张大千能拿到三张，全靠张群这层硬关系。张群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当时正负责成都地区的撤离统筹，又是四川同乡，俩人早因书画结缘——张群书房里挂的那幅《蜀山图》，就是张大千1947年专门给他画的，这份人情，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 登机那天，凤凰山机场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每辆送人的汽车都得挨个查证件，张大千怀里揣着机票，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箱子，箱子里就是那几十幅临摹壁画。要知道，这些可不是普通画稿——1941年到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待了整整27个月，每天踩着梯子在洞窟里临摹，颜料都是按敦煌古法自己熬的，连壁画上的裂纹、褪色痕迹都画得一分不差，后来业内叫这“代笔敦煌”，意思是能以假乱真还带着他自己的笔墨味。这次他没带多少私藏古画，反而把这些临摹品当宝贝，后来他在台北说“怕大陆兵荒马乱，这些画毁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可这话也有人不买账——当时成都的文人里，有说他是“惜画如命”，也有说他是“跟着国民党跑，找个台阶下”，直到现在还没争出个准数。 四夫人徐雯波那时候才20出头，穿着件藏青色旗袍，手里拎着个小布包，跟在张大千身后大气不敢喘。据说登机前，张大千还回头望了眼成都方向，眉头皱了好一会儿——他在成都的“大风堂”画室里，还留着上百幅没来得及带走的画，后来这些画大多被收进了四川博物院，成了现在展出的“张大千未竟之作”。你想想，一边是自己花三年心血临摹的敦煌精华，一边是没完成的画作，换谁都得纠结，可他最终还是选了带临摹品走，这心思里，一半是艺术家对作品的执念，一半也藏着乱世里的无奈。 最有意思的是登机时的小插曲——宪兵检查箱子时，以为里面是金银珠宝，打开一看全是画，还想翻两页，张大千立马拦住，声音都变了调：“这画碰不得！比我命还金贵！”宪兵见他是张群打招呼的人，没敢多问就放行了。那架军用运输机里挤得满满当当，除了张大千一家三口，还有几个国民党军官，行李堆得快顶到机舱顶，徐雯波只能抱着个小包袱坐在角落，那些临摹品被张大千塞在座位底下，全程没让任何人碰一下。 有人说张大千拿军用机票是“占特权”，这话真没说错——当时多少四川文人想走却走不了，比如作家李劼人，就留在成都等着解放军进城，后来还当了成都市副市长。张大千能靠关系拿到三张票，确实占了国民党的资源，可你也不能全怪他——那时候敦煌学刚起步，大陆还没专门的机构保护壁画临摹品，他怕这些画毁了，这份担心也不是瞎琢磨。后来那些带过去的临摹品，在台北“故宫”办过好几次展，连敦煌研究院的专家都去看过，说“要是没这些临摹品，很多敦煌残损壁画的原貌就再也说不清了”，这倒成了意外的收获。 你要是在1949年的成都，手里有几十幅自己画了三年的宝贝，又有机会走，你会带着画走吗？还有人说张大千要是留在大陆，后来的艺术成就可能更高，你觉得这话有道理吗？ 张大千的选择，没那么多“对错”可言——他是个艺术家，不是政治家，眼里最先看到的永远是画。靠张群拿机票是事实，想保护临摹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里，藏着的是乱世文人的无奈。那些带过去的壁画临摹品，后来成了连接两岸敦煌研究的纽带，这大概是他当年登机时没料到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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