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37岁女子国庆后独自驾车返京，途经通州某检查站时突然胸口一阵绞痛，心跳加速。女子强忍不适将车停稳，颤抖着拨通了120，向接线员说明病情。接线员询问位置，女子如实报出大概位置，但一时无法描述更精确位置。不料，电话那头突然传来调度员刺耳的辱骂：“你他 X 傻 X吧！”没等女子反应过来，接线员挂断了电话。无奈，女子挣扎着向检查站帽子叔叔求助，被送往医院治疗。事后，120解释称接线员“家里有事情绪失控”，已扣除绩效。但女子坚持要求公开道歉和正式处理说明。   据悉，张静（化名）在北京工作，国庆假期回老家探望父母，享受了几天悠闲时光。   10月11日，张静独自驾车返回北京，准备第二天正常上班。   下午2点35分左右，张静途经某检查站时，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心跳加速，呼吸也变得困难。张静强忍着不适，将车停在检查站附近的安全区域，拨通了120。   电话很快被接听，张静简短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感觉心脏好疼，需要救护车。”   对方确认了张静的意图后，将电话转接到了调度中心。接线的是一位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的女工作人员刘梅（化名）。   张静重复了症状，刘梅随即询问我的具体位置。   张静努力保持冷静，但疼痛让张静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在某某综合检查站。”   刘梅追问：“是XXX那个吗？您地址都说不清楚。”   张静赶紧补充：“就是在XXX。”检查站区域较大，张静一时无法描述得更精确，只能反复强调一些标志性建筑。   就在这时，刘梅突然提高了音量：“我跟你说，这个检查站很大，你不说具体在那个位置，我们没法找你。你叫工作人员接一下电话。你他X傻 X吧。”   张静愣住了，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不过，对方电话已经被挂断，嘟嘟的忙音中，张静呆坐在车里，心脏的疼痛混合着震惊和委屈。   几分钟后，张静意识到不能干等，便强撑着下车，向检查站的帽子叔叔求助。他们很热心，立即联系了附近的医院，并帮张静安排了车辆。   医生检查后诊断张静为心律不齐，左右心室频率不一致，心肌缺氧。   事后，张静越想越气愤，向主管部门进行了投诉。   10月17日上午10点，120急救指挥中心回电给张静，解释说，刘梅当时“家里有点事，情绪失控”，并强调“她不是真的针对你，可能就是发泄一下”。   这个回复让张静更加不满，个人情绪怎能成为职业失职的借口？张静要求一个正式的道歉和对涉事人员的处理说明，但对方只说会“商量一下”，之后便再无音讯。   10月27日，张静通过媒体进一步反映了此事，120急救中心遂私下道歉，还对刘梅采取了“扣除绩效”的措施。   不过，张静认为这不够正式和透明，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价呢？   1、张静与120急救中心是否订立了以紧急医疗服务为内容的服务合同关系？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   在本案中，当事人张静虽然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并明确表达求救意图，但是，接线员问及具体位置时，张静没有说清楚具体位置，关键是，急救中心也没有确认是否派车。   在以紧急医疗服务为内容的服务合同关系中，核心标的就是安排急救车去张静所在实施救治，如无法确定地址且急救中心未明确是否派车，这将使得双方之间合同成立条件不满足。   所以，张静与120急救中心尚未成立服务合同关系。   2、张静虽然未与120急救中心达成合同，但接线员刘梅挂断电话并辱骂张静的行为，不仅属于侵权行为，还违反了急救服务规范。   一方面，《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在张女士自称心脏不适的紧急情况下，接线员的辱 骂和挂断行为，人为地中断了救援链条，增加了其病情恶化的风险，构成了对张女士生命健康权的潜在威胁和现实侵害，加重了其精神紧张和痛苦。   接线员使用侮 辱性言辞对张静进行辱骂，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侵害，严重侵害了张静的人格权。   而接线员刘梅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实施侵权行为的，120急救中心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另一方面，《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调度人员应当……及时接听急救呼叫电话，询问并记录患者信息，……对急、危、重患者，按照就近原则迅速派出院前救护车。   张静突发疾病是心脏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出现死亡结果，接线员刘梅仅仅因为个人情绪问题，没有耐心挂断电话行为，差点酿成打错，明显违反了执业规范。   结合该条例，主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对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行政处分。   对于本案，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