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美国为“两弹一星”殉职的郭永怀，留下的一张全家福，旁边穿着旗袍的是他的妻子李佩，而他怀里抱着的是女儿郭芹，此时的郭永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月薪数千美元，被美国人称为“一个人至少能抵得上十个师”。 1968 年 12 月 5 日清晨，河北张家口的荒野上还覆盖着薄霜，一架飞机的残骸在晨光中格外刺眼。 救援人员拨开烧焦的金属碎片，在两具紧紧相拥的遗体中间，发现了一个完好的公文包 —— 里面装着热核导弹试验数据，还有一封折得整齐的家书。 信纸已经被热气熏得有些发皱，上面写着 “芹芹想要的红色橡胶鞋，爸爸已经看好了”，落款日期是 12 月 4 日，也就是郭永怀从青海基地出发的前一天。 没人知道，他在登机前是否还惦记着这封没寄出的信，只知道这份用生命护住的数据，22 天后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了。 时间倒回 12 年前，1956 年的秋天，美国旧金山的码头边，郭永怀正帮妻子李佩把最后一个行李箱搬上船。 箱子里没多少衣物，反而装着一把包着牛皮套的计算尺，还有几捆用麻绳捆好的科研书籍。 这把计算尺是他 1946 年刚到康奈尔大学任教时买的，当时他刚提出 “上临界马赫数” 概念，每天都用它推导公式到深夜。 美国军方曾三次找到他，说只要他留下参与军事项目，不仅能拿到三倍年薪，还能得到最先进的电子计算设备。 可他每次都指着这把计算尺说：“有它就够了，我得带它回中国，给祖国的科研派上用场。” 此刻，这把尺子正安安静静躺在箱子里，陪着他踏上回国的路。 1959 年的冬天，青海高原的核基地迎来了第一批科研人员，郭永怀裹着厚厚的棉衣，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一把边缘磨损的算盘。 基地里没有先进的计算设备，所有数据都得靠算盘和计算尺一点点算。 有天深夜，年轻同事发现他还在帐篷里拨算盘，手指冻得发红，却依然专注地盯着纸上的数字。 “算盘珠子拨得响，数据就不会错。” 他抬头时笑着说，然后把算盘推过去，“你也来试试，咱们核对一遍，确保没偏差。” 那时候没人想到，这把算盘会陪着他们算出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数据，更没想到，郭永怀会在九年后感慨 “这算盘比在美国的电子设备还好用”。 回到 1946 年的康奈尔大学，刚成为航空系副教授的郭永怀，在实验室里写下了第一本实验记录本的封面 ——“力学研究所（筹）—— 郭永怀”。 那时候他还没回国，却已经在心里为祖国的科研机构留好了位置。 记录本里记满了他对跨声速理论的思考，有些页面上还留着咖啡渍，那是他熬夜推导公式时不小心洒的。 有次学生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成果先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他却指着封面说：“这些得等我回国后，用到祖国的科研里去。” 后来这本记录本跟着他回到北京，1956 年他到力学研究所任职后，还在里面补记了回国后的第一个实验数据，页面角落那句 “科研不怕错，就怕不纠错”，成了所里年轻科研人员的座右铭。 1964 年 10 月 16 日，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时，郭永怀正在基地的帐篷里翻那本实验记录本。 听到同事喊 “成功了”，他激动得把本子往桌上一放，就往外跑，连笔都忘了收。 这本记录了近 20 年科研历程的本子，此刻正摊在 “1964 年实验计划” 那一页，上面用红笔圈出的关键数据，正是这次原子弹爆炸的核心参数之一。 可他没来得及多庆祝，就又在本子上写下 “氢弹研发计划”，第二天就带着团队投入到新的研究中。 那把旧算盘、那把计算尺，还有这本记录本，成了他在基地里最常带在身边的三样东西。 1999 年，当国家追授郭永怀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时，李佩把这四样东西 —— 旧算盘、计算尺、实验记录本、未寄出的家书，都捐赠给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如今在展厅里，它们并排陈列着，像是在默默讲述郭永怀的一生：从 1946 年在美国写下第一页记录，到 1956 年带着计算尺回国。 就像赵忠尧带着核物理设备回国奠定中国核研究基础，彭桓武用手稿记录下氢弹研发的关键思路，郭永怀也用这些物件，留下了一个科学家对祖国最赤诚的承诺。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