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两次崛起的启示 日本近现代史上的“两次崛起”——第一次是明治维新后至二战前成为列强之一，第二次是战后从废墟中重建、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两次崛起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多重启示。 1. 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共识 1853 年“黑船来航”后，日本没有选择被动割地，而是迅速形成“尊王攘夷—开国图强”的全国共识，15 年内完成明治维新。战后 1945 年又被美国单独占领，再次把“被改造”转化为“主动改造”，用和平宪法、土地改革、财阀解体等制度重构，为高增长扫清障碍。启示：外部冲击若与内部改革派结合，可成为“压缩式现代化”的加速器。 2. 以“产业—科技—教育”三位一体作为赶超主线 明治期通过“国家主导—民间跟进”的殖产兴业，把缫丝、造船、军工做成出口支柱；战后通产省（MITI）把汽车、半导体、机床列为战略产业，同步实施“技术吸收—再创新”路线，1950–1970 年代平均每年技术引进超过 700 项，再靠企业内训与高校工程教育消化改进，形成“精益生产”“质量管理”等日本独有优势。启示：后发型国家应把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可贸易部门，用“干中学”把引进技术快速内化为本土能力。 3. 把“和平红利”转化为“资本红利” 明治期通过甲午、日俄战争赔款获得黄金与殖民市场；战后则把《和平宪法》1% 以下的军费占比省出的财政资源，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特需订单获得的美元，全部导入设备更新与基础设施建设，1951–1970 年设备投资年均增长 20% 以上。启示：当国际体系允许“搭便车”时，应最大限度把安全外包给霸权国，把稀缺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而非军备竞赛。 4. 用“发展型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但给自己设定“ graduation 条款” 日本经验常被概括为“政府挑赢家”：保护性关税、低息贷款、研发补贴、行政指导。但关键在“限时保护+竞争淘汰”——汽车业 1951 年被指定为“幼稚产业”，1965 年即取消进口配额，让丰田、日产在本土直面福特、通用，逼出成本优势；半导体 1976 年成立 VLSI 研究所，4 年后解散，成果由企业共享，随后靠市场机制兼并重组。启示：产业政策必须内置“毕业机制”，防止保护变寻租。 5. 以“高储蓄—高教育”对冲资源短板 日本两度崛起时均面临国土狭小、原材料匮乏的硬约束。明治期通过地税改革把农民剩余转化为国家资本；战后通过城市“团地”住房高首付、农村“农协”金融管制，把居民储蓄率长期压在 30% 以上，再配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里 10% 的公共教育支出增速，使人力资本成为可再生的“第一资源”。启示：资源诅咒可用“高储蓄+高教育”组合破解，把人口红利升级为质量红利。 6. 在“国际体系窗口期”完成身份升级 明治期抓住列强在东亚的均势缝隙，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条件渐次融入维也纳体系；战后则利用冷战“遏制线”前移，1951 年签署《旧金山和约》重返国际社会，1955 年加入 GATT，1964 年成为 OECD 第 18 个成员国，完成从“战败国”到“西方阵营一员”的身份转换。启示：后发国家必须在霸权国愿意让渡市场、技术、制度红利的“窗口期”完成规则内化，否则易被二次边缘化。 日本的两次崛起并非“奇迹”，而是“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案例：把外部危机转化为内部改革，用强政府克服早期市场失灵，再用限时保护+开放竞争锻造企业自生能力，最终在国际体系提供的“和平+市场”双红利下完成身份跃迁。 反观我们，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同时起步，既得利益集团和底层民众的愚昧，导致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失败，失去了第一次崛起的机会。二战后，没有跟上世界的黄金发展机会，失去了第二次崛起机会。 汤因比说：一个民族的所有苦难，都是这个民族的民众自己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