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48年之前，黄茂才还是四川荣县乡下的农民，二十出头的年纪正赶上国民党抓壮丁，为了不被拉去当炮灰，母亲托关系找了当地地主刘仲威。 没人知道刘仲威其实是国民党特务，他看黄茂才身强力壮，就给了个“门路”——去渣滓洞监狱当管理员，这份差事能躲掉当兵的危险，黄茂才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刚进渣滓洞，特务头子徐贵林就给黄茂才立规矩，说监狱里的都是穷凶极恶的匪徒，必须对他们狠。黄茂才表面上照着做，可日子一长就发现不对劲。 他看到有犯人带着刑讯的伤痕还在教别人认字，看到何雪松发高烧时，隔壁牢房的人用撕成布条的衣服蘸水给他擦汗，还听到女牢房里郑继先给大家讲《红楼梦》，这些人和“匪徒”根本沾不上边。 反观那些特务同事，动辄打骂犯人，背地里却吃香喝辣，还克扣犯人的伙食费，黄茂才心里渐渐有了谱，写犯人动态报告时开始避重就轻，那些互帮互助的事绝口不提。 后来徐贵林把他调去看守女牢，在这里他遇到了同乡曾紫霞。曾紫霞是医学院高材生，因为学生运动被捕，登记时两人用家乡话聊了几句，这份同乡情谊成了后来的纽带。 看到曾紫霞被提审后脚上带伤，黄茂才趁换班跑去买了跌打药，这个举动让曾紫霞看出他的朴实。 有天深夜，黄茂才听到有人吟诵毛主席的诗词，第二天试探着跟曾紫霞提起，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一张字条：“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黄茂才悄悄给了肯定答复，从此成了监狱里的秘密“邮差”。他把纸条藏在饭碗底，趁打扫卫生传递消息，还把解放军前线胜利的消息带进监狱，这些消息让狱中的同志们士气大振。 不久后，浑身是伤的江姐被押进渣滓洞，登记时黄茂才发现两人都是自贡老乡，主动提出帮忙，可江姐当时对他满是戒心，根本不理睬。 直到江姐被严刑拷打后押回牢房，黄茂才看着她浑身是血的样子心疼不已，这时曾紫霞才告诉江姐：“他和那些特务不一样，是自己人。” 后来江姐主动递给他一张纸条，说只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将来会是有功之臣，黄茂才把纸条烧掉，从此更用心地帮大家办事。 最危险的一次，江姐托他给儿子送一封“示儿信”，信里藏着对革命的信念，绝不能经特务审查。黄茂才摸清特务们饭点聚在一起的习惯，借口买烟走出监狱，绕了大圈找到江姐的弟弟谭竹安。 交接时碰到另一个特务，两人赶紧装作擦鞋匠才躲过追查。后来徐贵林追问他买烟为啥花那么久，幸好老家寄来母亲病重的信，才打消了怀疑，还批了他探亲假。可他临走前还冒险把狱中的情况写成材料，先送给地下党联络员才敢回家。 1949年秋天，重庆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要对犯人下毒手，可就在“11・27大屠杀”前，黄茂才被列进遣散名单，不得不离开渣滓洞，临走前他还送出了最后一封信，希望党组织赶紧来营救。 离开后他隐姓埋名，在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本以为能安稳过日子，没想到1951年清查特务时被抓了。 当时大家一听说他是渣滓洞看守，就认定他参与了杀害江姐和大屠杀，毕竟那些特务没几个不沾血的。审讯时黄茂才说自己没做坏事，可没人信，最后直接判了死刑。 公审大会上，台下群众恨透了特务，纷纷喊着要枪毙他，行刑的命令刚下，黄茂才急得大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这句话让台上的领导察觉到不对劲，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隐情，当场改判无期徒刑，先关起来查真相。 后来调查人员四处走访，找到了曾紫霞等幸存的同志，还查到了黄茂才当年传递的信件和材料，才弄明白真相。 原来黄茂才从来不是主动投靠国民党的特务，只是为了躲壮丁才去当看守，后来被江姐和同志们感化，成了监狱里的秘密帮手，不仅没害过人，还帮大家传递情报、带消息，连江姐那封著名的“示儿信”都是他冒死送出去的。 更关键的是，“11・27大屠杀”时他早就离开渣滓洞了，根本没参与杀害江姐的暴行。 真相查清后，黄茂才的冤屈终于洗清，后来还被认定为革命功臣。所以说他行刑时喊冤一点都不奇怪，他确实是被冤枉的，那些说帮助江姐的话也都是实话，只是一开始没人知道他藏在特务制服下的善良和勇气。 信息来源：《在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中国军网-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