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他的这番言论，很让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反感，并且大肆攻击。 那些脑子转不过弯的人炸了锅，私下里骂他“离经叛道”，说他是在“否定社会主义”，有人甚至翻出他之前的文章挑刺，连他协助修改过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稿都被拿出来做文章，无非是想把他打成“修正主义”。 这些人心里其实也清楚，“大跃进”和“文革”把经济折腾得够呛，但他们宁愿抱着空洞的理论不放，也不愿承认制度运行需要讲方法、守规律。 可他们没想想，胡乔木哪是随便说话的人，邓小平早就说过，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杆”，1977年刚恢复工作就跟着邓小平做事。之前推倒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文章，就是他手把手改出来的，还巧妙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一下子撕开了拨乱反正的口子。 更早的时候，他和于光远一起写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早发表六天，直接怼了“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资本主义”的谬论，当时连汪东兴都点名批评，还是李先念站出来给他撑的腰。 他敢说这话，是真见过经济的烂摊子，也真琢磨透了问题的根儿，在那次发言里，他没光说问题，还点透了出路：得把制度优越性和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得学人家的经济学，哪怕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也得看。 他甚至提出要搞专业公司、合同制，加强银行作用，这些在当时都是没人敢碰的禁区。要知道那会儿“资本主义”还是个敏感词，提“学外国经验”都可能被骂成“崇洋媚外”，更别说具体的改革措施了。 那些攻击他的人，其实是怕这股思想解放的风吹散了他们的“安全感”。他们习惯了按长官意志办事，习惯了用政治帽子解决经济问题，胡乔木提出的“按经济规律办事”，等于是要拿走他们最顺手的“武器”。 可这话说到了很多实干派的心坎里，不少经济学家私下里说，终于有人敢把窗户纸捅破了。连国外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篇发言，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后来评价，这篇文章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号角”。 10月6日，《人民日报》把这篇发言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登了出来，这下影响更大了。“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长官意志办事”的口号很快传遍全国，连基层的工厂干部都在议论。 有人开始反思，为啥同样是社会主义，人家能搞出先进技术，咱们就老在低效率里打转。这种反思慢慢发酵，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铺了路，后来全会公报里不少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路，都能在这篇发言里找到影子。 胡乔木其实一直很小心，他在发言里反复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是要否定制度本身，而是要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他甚至提到要把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利益和责任绑在一起，这其实就是后来市场经济改革的雏形。 那些攻击他的声音，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弱了下去，毕竟经济发展的现实摆在那儿，光喊口号填不饱肚子。 回头看，这事儿根本不是胡乔木故意“挑事”。作为跟着邓小平推动拨乱反正的核心人物，他太清楚思想僵化的危害了。从修改华国锋的讲话，到主持起草农业发展决定草案，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改革铺路。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不过是把大家想说不敢说的真相摆到了台面上。 后来有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能成，就是因为有一批像胡乔木这样的人，既懂理论又敢突破。他们不是要推翻什么，而是要让好的制度真正落地生根。那些当年攻击他的人，后来有的也承认，要是一直抱着“制度自动优越”的幻想，说不定现在还在走弯路呢。 历史就是这样，往往需要那么一两句“刺耳”的话，才能叫醒装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