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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学问有多渊博?北大中文教授芦荻做过主席侍读,看她怎么说。 毛主席学问有多

毛主席学问有多渊博?北大中文教授芦荻做过主席侍读,看她怎么说。 毛主席学问有多渊博?读书的劲头不在书多不多,背得快不快,讲究的是把纸上的字拧进人心,把书当刀子用,把问题带进书里再从书里拎出来,读完不是亮学问,是要能做事能改事,话不多,手一伸就是路子。 北京西门那天来了一辆黑车,谁上车都没说,芦荻当时四十九岁,在北大教古典文学,心里还在想是不是去跟哪位干部聊几句唐诗,车门一关就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的门推开,沙发上坐着的人手里翻着《刘禹锡集》,没寒暄,直接抛一句,“刘先生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 你说说,帆是谁,沉舟是谁”,芦荻刚要理句子,他自己把话接了,“沉舟是旧制度,千帆是人民,诗人要是只写景,没把意思拐进去,这句就空”,那一刻才明白,这趟不是授课,是一道道活题,问的不是字眼,是心里的判断。 桌上翻出一本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本,封皮上他自己写了四个字,诗不宜注,话直,注释一厚,诗就被钉住了,飞不起来,人要自己悟,悟到哪儿算哪儿,他不做讲解员,不往人脑袋里塞答案,一九七三年外文局翻译他的诗词,翻就翻,说上注不行,实在卡住的地方留了三十二条说明,加起来不到两千字,剩下的删,不是藏,是让读者自己走。 芦荻后来算过,古今诗词他亲自批过的超过一千一百八十首,还有二十篇赋、十二套曲,从《诗经》一路到近代白话,手上的功夫不是写几句好句子,是拿诗词干事,把意旨调出场。 书不只诗,有一次芦荻把《资治通鉴》第三册带进来,随口问了一句唐肃宗奔蜀的细枝末节,他没翻书就把司马光那段评了,叙事太松,还把《旧唐书·玄宗纪》里的具体对比背出来,嘴里轻轻一句,我读了十七遍《通鉴》,一遍一遍找破绽,接着让芦荻去读《晋书》。 她皱眉,说那书干,读着涩,他解释得直,魏晋风度就藏在这些恶文里,文饰差,人味反而实,在书橱里翻出一摞用旧报纸糊的毛边册,里边一层层的笔记,红笔圈典故,蓝笔拉制度,黑笔下判断,此论甚陋,司马光是书生之见,单魏晋南北朝的批语就四万字,一叠一叠堆在桌上。 八月过后眼病重,白内障把视线遮住了,改成听读,芦荻念,他边听边断,念到《左传》里“晋文公使士会为正卿”,把卿念成了qīng,他抬手打断,得读qìng,官名有定音,她回去翻《广韵》《经典释文》,对上了,没过几日,芦荻翻书慢,他干脆站起来背,《枯树赋》四百多字,一口气过,停住问,你信不信,不动笔墨不读书,她回去在日记上写了一行,此生不敢偷懒。 翻《红楼梦》,他的眼睛不盯情爱,手指头在制度、在人的选择上走,尤二姐投井那页旁边写着,贾琏之泪,怕事而非痛人,男人之泪,先看动机,另页上写,林黛玉才高,志弱,贾宝玉知不可为而为之,非弱者,芦荻问,您为什么总把悲剧读成力量,他回一句,文艺只会让人流泪,作用太小,得让人擦干以后知道怎么活,读是辨,写是说服,看是改造,路径摆在那里。 六月的北京闷,菊香书屋外头一棵老槐树,枝头蹲着两只灰喜鹊,他指给芦荻看,别吓它们,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性命,事大事小,心里要有尺,芦荻把这句记了很多年,八五年她在海淀街口看见人拿猫作弄,当场拦,嘴里只说了一句,有人告诉我,鸟不可动,那次之后她去做小动物保护的事。 门里说史,九月六日那天,他递来《三国志》和《晋书》,让芦荻对照着读,再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放在一边,抬头问,你信哪本,芦荻没把话答稳,他拍拍她的记录本,历史没有真理,只有逻辑,挑刺,把它挑到站不住,再去找它的支点,疑不是目的,是方法,往根上走。 三个月后力气下来了,长时间读书不行,九月九日,他走了,芦荻躲进北大图书馆的地下室,夜里把眼泪擦完就开始抄记录,后来十年,带病把六十多万字的笔记整理出来,出了两本书,《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和毛泽东谈历史与古代文学》,扉页上写着,我所记录的,不过是主席学问之海的一朵浪花,二零一五年她也走了,临终前把十四册主席亲笔批注的线装书捐给国家图书馆,附一句话,它们不属于我,给所有想知晓何以中国的后人。 她晚年把他的读书法捋了一遍,带问题读,版本对着比,专挑说不通的地方啃,读完必须写,必须讲,必须落到事上,别把他当答案机器,他留给我们的是提问的办法,人手一把尺,书页上的字就能落地。 学问不是摆在书架上,是进人心,是能用,知识换成工具,阅读换成改变,一百二十四天在长长的文化史上只是一粒尘土,火光从书页里点起,跟着一个北大老师走了一生,也把我们手里的问题照亮,该怎么读书,读到什么程度,这些话放在今天也能用。 一句话捆住要点,读书不是为了知道,而是为了改变,读诗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辨认和击穿虚假,纪念不在吟旧句,而在把火把递给下一个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