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强开创者难得一见的合影！这五位开创者都功成不居，谦卑有礼！你能全部读出他们的名字吗？ 线头要从更早拎起，1933年11月，在江西瑞金，前身叫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1936年6月复校，校址到瓦窑堡，学名改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不久迁到延安，又定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大家口口相传，干脆唤作抗大。名字像一层层淬火，越叫越紧。 1937年1月21日，延安墙上贴出一张招告，字不多，规矩明白：学期六个月，十八到二十八岁，考试四门，政治、作文、口试、体格。 纸面清爽，道路不清爽。 去延安，要躲飞机、穿沟壑，炸弹像拿人做耐心考试。美国记者斯诺走过，摇头又点头，说天下难再找第二家在炮火下照常上课的“学府”。 年轻人心里有算盘，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破了能长，只要还有一口气，脚下就不停。 同一天开学，第二期把四个大队排开。 学员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再加甘肃庆阳步校一千四百余人，凑起来两千七百余。 队伍成色很杂，硬得很，一、二队坐着团、师、军里的骨干。 西安事变之后，原东北军和西北军里的一些爱国军人也提包入校，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铭，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都在名册里。 三至八队装的是连、营干部，共七百五十三人。 九至十四队收青年学生六百零九人，编成四大队，根子多出在北平、天津的“一二·九”学生队伍。另列一个女生区队五十九人，贺子珍、康克清在里头。 开学那天，毛主席到了场，说了句大家一听就记牢的话：抗大是一块磨刀石，要把小资产阶级那点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耐心的刺儿一点点磨光，让人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用在革新社会、打倒侵略者上。 随后把教育委员会立起来，主席由毛主席亲自担；政治部、训练部跟进。 办学的路标挂得很直：政治方向要坚定正确，工作作风要艰苦朴素，战略战术要灵活机动。 校风四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写在黑板，唱进校歌，也落进日常。课程表上，列宁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史压轴，游击战术、军事操练天天操。 教员有火线里抽来的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也有讲台上擅长“剥豆子式”讲解的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 教职员和学员一律八路军服，黄铜领章在阳光下有股子倔光。 教职员证章的外形做成中国版图，东北一角十八条斜线，提醒九一八之后的伤口；中间两支枪相交，一颗五角星托着党徽，校名框成一个锐利箭头，直指东三省。 还有一种铜质珐琅的倒三角证章，星光大，底色或黄或蓝，下部镌着“教职员证章”。这些细碎的金属片，把方向与志气别在胸前。 烽火把节奏拉紧。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期，中共中央开了扩大会议，强调敌后游击战的分量，定下把抗大分散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中开分校。 学员唱着《毕业上前线》，抹一把汗就走，身后是延安的黄土，前头是战区的尘土。 敌后没有课堂的四面墙，就把课堂搬上麦场、河畔、树荫；冬天钻进猪圈、牛圈，冻得手伸不开，也要把字写在膝盖上。没有钢笔，就把子弹壳和罐头铁皮磨尖，纸张省着用，抓紧白天练，捞着夜里记。校歌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话，并不挂在嘴边，直接落在动作上。 1940年11月，总校从延安转到河北邢台浆水镇一带。 陈列馆的说法直白：国民党的大学往大后方退，共产党的大学向前线走，就地培养干部，哪里需要火，哪里点火，一个干部就是一个火种。1941年6月1日，五周年纪念大会在敌后办了整整七天。 第一天阅兵，脚步声在土路上连成一条线。白天是球类、田径、全副武装竞走，晚上文工团轮番上台，话剧、平京戏、歌舞、合唱，场场不重样。 到场的单位牌子不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一二九师、一二零师，还有各分校挑出的好把式。那是一场士气的集火，也是一次给敌后老百姓看的公开课。 更早一些的国际目光也落过来。1938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从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来了四位，参观之后提出愿当“名誉学员”，延安的槐叶把影子投到了海那边。 校史里有两组数字，得并排放好。 到1945年，抗大共办八期，分校发展到十二所，培养二十多万军政干部；以1936年6月至1945年8月作区间，又是十四所分校、十多万人的统计。 口径不一，走势一致，说明那句俗话——越抗越大，并不是夸口。毕业证章也能作证。 第一到第五期的章，铜质，直径约三厘米，中央红色五角星，四角刻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底部落着期数和“毕业证章”字样；第六到第八期形制另起，样式不同，精神不变。小小圆章在许多胸前一亮，就有了可数的去向。 新中国成立后，账本继续往后翻。 1955年授衔名册里，七名元帅、八名大将、二十六名上将、四十七名中将、一百二十九名少将，都与抗大有工作或学习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