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 一位下乡知青的乡土印记         1973 年的中宁影剧院，锣鼓声敲得震天响，激情却掩不住空气中的离愁与期许。16 岁的周彩琳，胸前那朵大红花艳得像她那燃烧着的青春，挤在载着同龄人的大卡车上。车轮碾过尘土，也碾开了她往后那段刻骨铭心的下乡知青岁月 。此行的目的地，是她陌生的长滩公社李滩三队。         那时的长滩乡村，像被时光慢待了半拍。土坯房顺着泥泞小路随意错落，晴天走在路上，一脚下去便是 灰 尘漫天，雨天出行，两脚粘满泥土。被人们形象的戏称；晴天那是“洋（扬）灰”道，雨天变成“水泥”路。有些农户家连照明的电线都未曾牵入，黑夜里只有煤油灯那豆儿大的微光摇曳。这与周彩琳熟悉的城市街巷判若云泥。而她的身份，就在那一夜之间从城镇学校里的学生，变成了要扛起比她身高还长的工具，干农活的下乡插队农民。        十六七岁的姑娘，此前从未独立生活过，更别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活技能了。可日子容不得退缩，那些细碎平凡的经历，后来都成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笔下奋笔疾书的片段：第一次下水田插秧，由于插的慢，就被划线绳盖上了满脸泥巴，窘迫得只想找地缝钻进去；深更半夜煮好一碗拌着辣子油的小米饭，背着晃悠在屁股蛋蛋上的长背斗，摸黑走几里路去修曹桥单阴洞公路大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挖大渠时，按人分段，她被晾在了中间一个还高在那里的土坨坨上，羞愧难当，只好厚着脸皮求别人帮忙。也有过在绿油油的麦地里打农药的闲逸，风拂过麦穗，带着淡淡的麦香，让她陶醉；更难忘大冬天的半夜，在冰冷的牲口棚里背土粪，汗水浸湿了棉袄，头顶却冒着冷气时，李队长那句 “能干” 的夸赞，像团火，瞬间暖了整个寒冬。        知青住的土屋，简陋得令人心疼。刚来时，她们被临时安排寄宿在农户家中，后来才有了知青安置点，没有城里的自来水，生活用水要到几百米之外的井里去提，冬天没有驱寒的暖气，要烧火炕，用火炉，更没有能解闷的文体娱乐设施，有时连肚子都填不饱。无聊时，几个姑娘便聚在屋子里，围着跳动的火炉，你一句我一句地作打油诗:“炉火彤红燃锅底，小锅吱吱不服气”，简单的句子里，藏着苦中作乐的豁达。或是到屋后的小河边并肩徘徊，听着潺潺流水声，说着想家的心事，那些细碎的自然乡土陪伴，为苦涩的日子添了几分甜蜜。        那正是李滩三队的乡亲们，在周彩琳她们最寒冷、最困境中送去的那束温暖的光。那时的日子普遍清苦，可队里的大爷大娘总是把知青们记挂在心上。每逢节气，房东大婶准会端来热气腾腾的吃食，或是一碗饺子，或是一个馍块，瞬间暖意顺着指尖传到了她的心底。村落里，小姑娘的嬉笑声、男青年的谈笑声，混着牛羊骡马的嘶叫、夜晚的犬吠、清晨的鸡鸣，成了知青屋最动听的交响乐，驱散了想家的寂寥。这份善良，那份情意，周彩琳记了五十多年，乡亲们也同样没有忘记。前年我回家谈及她时，连没读过书的二嫂都说：“周彩琳那可是个有情有意的大好人，那年还和李竹兰带着东西来看过我呢。”         两年多的知青生涯，就像是一场短暂却深刻的修行。后来她返城了，被招进银川棉纺织厂，成了一名在纺织机前忙碌的女工，后来又遭遇体制改革，于1998年提前退休。可那段艰苦岁月磨练出的韧性，早已刻进她的骨子里。 她从未被生活的变故打倒，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如今虽已霜染双鬓，心中却依旧带着当年的那股鲜活劲儿 。        退休后的她爱上了骑行运动。多年来，几乎每天都骑着单车穿梭在宁夏的山水之间，用车轮丈量脚下的土地，用相机记录家乡的山水，沿途的一草一木，经过的一村一庄，在她的镜头下，都成了有故事的风景。去年我 回老家，连土生土长的自己都觉得村子陌生了许多，可周彩琳却一次次回到家乡，骑着单车把曾经所有的知青点都转了个遍，几次到李滩三队，在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寻找着当年的足迹，追寻那个印象中，碧水草绿的湖泊，探访当年的李大伯，陸大婶。她说：“两年在一生中虽短，但在我心中已永久。”         时光匆匆五十余载，当年的长滩公社早已并入鸣沙镇，知青点的土坯房也在岁月的冲刷下没了踪影，只留下一片记忆中的土地。若说她们当年毫无怨言，未免太过理想化。要说她们吃过的那些苦，与祖祖辈辈扎根土地、不畏寒暑的农民相比，或许不算最多，也谈不上之大，但却也足够刻骨铭心。也正是那段岁月，把他们从温室里的幼苗，打磨成了能经受风雨洗礼的棵棵大树，让他们后来无论面对何种苦难，都能咬牙扛住，无论何种活计，都能上手学会，对环境的适应性更是远超常人。那种从苦难中淬炼出的品质，成了他们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        如今的乡村，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让苦日子成了遥远的回忆。可知青们洒在土地里的汗水、在困境磨练出的那股韧劲儿，早已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扎进了土地里，也扎在了他们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