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独居老人王某岗在骑电动车外出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不幸身亡。老人终身未婚、无子无女，身后事由侄孙王某一手操办。王某既支付了老人的医疗费，又为其办理丧葬事宜。本以为为老人尽了最后一份孝道，也理所当然能得到应有的赔偿，但当他向肇事方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时，却被告知：“只赔医药费和丧葬费，其余一概不赔。”一纸诉状上法庭，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王某岗老人年轻时家境贫寒，一直未婚。到了七十多岁，依然独居在老屋中。虽无子女，但身体硬朗，能自己买菜、做饭。平日里，他的侄孙王某经常来照应，买药、送饭、帮忙打理杂务，在村里人眼中，这对“爷侄”情深似父子。 2024年7月3日清晨，王某岗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去赶集，路上与一辆小轿车相撞。司机韩某急忙报警并送医抢救，但老人最终因伤势过重离世。交警认定：老人和韩某负同等责任。 噩耗传来，王某几乎是哭着冲进医院，替老人缴清了医药费，又忙前忙后安排丧礼。他说：“叔公没孩子，我不管，谁来给他收尸？”葬礼过后，他才开始着手事故赔偿。 王某以实际支出医疗费、丧葬费以及多年来照顾老人、与其关系亲近为由，向肇事方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赔偿包括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然而保险公司只认可前两项，并坚称后两项无权赔付。双方多次协商无果，王某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案件的焦点在于：侄孙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调查发现，王某岗确实没有直系亲属，父母早亡、兄弟已去世，侄子也已离世，王某仅是其兄弟的孙子，属侄孙辈。虽然二人关系亲近，但并非法律上的近亲属。 根据《民法典》第1181条规定：“因侵权行为致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医疗费、丧葬费以及死者近亲属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 法律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人仅限于死者的近亲属。而近亲属的范围，根据《民法典》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1条的界定，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侄孙并不在此列。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王某与王某岗不具备近亲属关系。 在庭审中，王某辩称，自己多年照料老人，形成了“事实上的赡养关系”，理应享有与近亲属同等的赔偿权。但法院审理认为，老人生前生活能自理，王某的帮助虽属善举，但未构成扶养关系。 这里的关键在于“扶养”与“照顾”的法律区别。《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扶养关系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事实形成的一种持续、稳定的生活供养关系。”若要证明存在扶养关系，必须有证据表明：被扶养人主要生活来源依赖他人供养。王某的“偶尔帮忙”显然达不到这一标准。 此外，《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规定：“主张事实的一方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王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老人生前由他长期供养，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其“扶养关系”主张。 然而，法院也认可了王某在老人生前后的实际付出。他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有发票、支出凭证，可视为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应按实予以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仅需赔偿王某垫付的医疗费与丧葬费，其余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王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这个判决引发了广泛讨论。许多人替王某抱不平——侄孙对老人尽心尽力，却因“亲属等级”受限，无法获得应有的安慰性赔偿。但从法律角度看，这一结果合乎法理。 死亡赔偿金的本质，是对死者近亲属因死亡造成生活、精神损失的补偿。它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可转让、继承，也不能被视为遗产。若允许非近亲属获得，势必违背立法初衷。 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样如此。它是基于血缘、婚姻所产生的情感依附损失补偿，而非经济贡献的回馈。正因如此，法院严格按照“近亲属”范围判定，确保判决的普适性与可执行性。 但此案也折射出现实困境——在农村，像王某岗这样的“孤寡老人”并不罕见，许多并非法定亲属的亲戚、邻居，往往承担了赡养、照料、安葬等职责。法律虽然理性，但情理上，他们的付出也应得到认可。 从社会层面看，这起案件引人深思：在法治社会，情与法往往并行不悖，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法律必须成为最终裁决的准绳。 王某虽未能获得全部赔偿，但他的善举，体现了传统社会中“非血亲式赡养”的现实意义。法律无法奖励所有善意，但社会应当记得这些默默付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