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逝世后，上海要求一切从简，就连骨灰也被李敏带回家，准备放在上海烈士陵园。但遭到贺敏学反对，贺敏学认为，妹妹（贺子珍）是中央直管干部，怎么能这么对待？于是写信给中央。   邓小平见信后，马上做出批示，贺子珍的骨灰必须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所有中央领导必须送花圈。   邓小平一句话，让贺子珍的丧礼规格直接提升。在邓小平眼里，贺子珍不光是他的战友，而且还有几个特殊原因，足以让贺子珍对得起高规格。   第一，贺子珍是陪伴毛泽东度过最艰苦十年的革命伴侣。 1928年至1937年，正是中国革命屡遭重创、濒临绝境的艰难岁月。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初创与巩固，到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反“围剿”斗争，再到长征路上的生死跋涉，贺子珍始终陪伴在毛泽东身边。她既是机要秘书，打理文书事务、传递重要信息；又是生活伴侣，在物资匮乏的环境中照料其起居；更在政治风浪中坚定支持革命主张。 这十年间，革命队伍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贺子珍以女性的坚韧与智慧，成为毛泽东最可靠的精神支撑，这段经历在党的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第二，贺子珍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征路上的负伤更见证了她的英勇无畏。 1934年长征途中，在贵州盘县附近的一次空袭中，为掩护伤员钟赤兵，贺子珍不幸被敌机扫射击中，头部、上身及四肢共嵌入17块弹片。在没有麻醉药的简陋条件下，医生为她施行手术，她强忍剧痛始终未吭一声，最终浅层弹片得以取出，深层弹片却伴随了她一生。 此前在井冈山斗争中，她还曾自告奋勇联络兄长贺敏学等人，将关键大炮抬上黄洋界，为保卫根据地立下奇功。她的贡献早已超越性别界限，用热血与伤痛书写了革命者的忠诚。 第三，贺子珍是最早登上井冈山的女红军，其革命资历堪称深厚。 1927年8月，在敌军进攻永新后，贺子珍随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登上井冈山茅坪，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则是在1927年9月，比贺子珍上井冈山晚了近一个月。从永新暴动中参与营救革命同志，到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负责妇女工作与宣传任务，她亲身参与了红色根据地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是井冈山精神的早期践行者与见证者。 第四，贺子珍身后的贺家，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 兄长贺敏学作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1927年曾被捕入狱，在狱中仍秘密组建党支部坚持斗争。他参与创建赣西农民自卫军，协助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在龙源口大捷中率赤卫大队歼灭敌军一个团，此后还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南方三年游击战及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建国后又投身多地建设，堪称终身革命的典范。 小妹贺怡同样投身革命洪流，在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工作，曾因革命事业受挫与亲人离散，绝望之际险些吞金自杀，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坚守。贺家满门忠烈，早已与革命事业融为一体。 总之，贺子珍的高规格丧礼合情合理。她既是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守护者、长征路上的英雄战士，也是革命伴侣的典范，更承载着贺家满门忠烈的荣光。邓小平的批示，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尊重，对一位老革命家功绩的认可。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一室，让中央领导集体共同送别，这份待遇，她当之无愧，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