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董竹君挺着大肚子走在成都街头，烈日下汗如雨下。路人议论纷纷——这位“洋派太太”，已经连生四个女儿，如今又冒死怀了第五胎。街坊都知道，她丈夫夏之时一心想要儿子，家里每天弥漫着火药味。有人劝她别再冒险，她笑笑说：“也许这次能生个儿子。” 夏之时是四川军界人物，脾气火爆，做事讲权势。董竹君是他在上海的“红颜知己”，曾为他卖唱度日时相识。婚后，她跟着丈夫南征北战，从风光太太变成了内忧外患的母亲。家里四个女儿，一个比一个活泼可爱，唯独丈夫从不正眼看她们，总说：“没用，赔钱货。”每当听到这句话，董竹君心口一紧，但从未反驳。那是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女人连自己的命都不值钱，更别提肚子里的孩子。 第五次怀孕来得突然而危险。身体本就虚弱，医生劝她打掉，她摇头。夏之时每天端着茶坐在厅堂，看见董竹君吃辣椒，就嫌弃地皱眉：“生儿的女人不吃辣。”一次，他见她吃辣椒酱，怒气上涌，扯着头发大骂：“又是个赔钱货！”那一刻，董竹君没哭，只是咬紧嘴唇。她知道这不是骂她，而是骂命——骂那个时代给女人的命。 1925年的冬天，她在成都一间破旧的产房里生产。屋外寒风刺骨，屋内传来她撕心裂肺的喊声。几个小时后，一个女婴出生。夏之时看一眼就走，嘴里嘟囔：“又是丫头。”产婆递来孩子，董竹君满头大汗，仍笑着伸手接过。她轻轻拍着女儿的小背，说：“娘不怕，再难也要把你养大。”那一年，她才25岁。 接连的失望让夏之时对她彻底冷淡。他外出频繁，家中不再有笑声。董竹君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针线、烹茶、写信。日子艰难，她却从不放弃学习。她读《女界钟》，看梁启超的《新民说》，心里渐渐生出一种新的想法：女人不能一辈子活在男人的阴影下。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女企业家之一。 婚姻的裂缝在日积月累的冷漠里扩大。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独自回到上海。有人说她疯了，一个离了军官的女人，在这个时代根本活不下去。可她偏要活。她开办女子袜厂，组织失业妇女工作；又创办女子黄包车公司，让女人也能上街挣钱。上海的街头，常能看到一队女工推着黄包车，衣衫整洁，笑容自信。这在当时，是震动社会的奇景。 1934年，她彻底与夏之时离婚。那年，她已经从一无所有到独立自立。她把所有积蓄投入一家小餐厅，取名“锦江川菜馆”。几年后，抗战爆发，她辗转重庆、桂林，坚持做生意，还捐资支援抗日军队。战后回到上海，她扩大规模，把锦江饭店办成中国最早的高档宾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她捐资办学，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有人问她：当年那个连生四女、被骂“赔钱货”的女人，怎么能走到今天？她笑着说：“靠自己。”她没怨天，也没怨人。她说女人只有经济独立，才能真正做人。她不再是那个被骂哭的小妻子，而是国家特邀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时代在变，命运也变。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妇女能上学、能参政、能创业。董竹君常在公开场合讲自己早年的遭遇，说：“那时女人没地位，现在国家给了我们尊严。”她把个人苦难变成一段时代教育，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无数女性：靠国家的政策，靠自己的奋斗，才能翻身。 晚年时，她常在锦江饭店的大厅里散步，看着客人熙熙攘攘。有人认出她是老板娘，她总笑着摆手：“我只是个普通女人，命硬点。”没人再提起她的那段婚姻，也没人再说“赔钱货”这三个字。她的名字，成了女性坚强和自立的象征。 从卖唱女到饭店老板，从被骂的母亲到政协委员，董竹君走了整整一百年。这一路，是旧中国女性苦难的缩影，也是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写照。她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财富，不在儿子女儿，而在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些曾看不起女人的男人，早已被时代遗忘。而那个被骂“赔钱货”的女儿，成了母亲心中最大的骄傲。董竹君说：“她不赔钱，她赚回了我一辈子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