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宁夏姑娘耿兰俊，做了国内首例“女变男”的手术，当男性器官被植入身体后，他心中大喜，可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意料。 手术前的耿兰俊，早已被性别认知的困扰折磨多年。从记事起，她就反感穿裙子、扎辫子，总喜欢跟男孩一起爬树、打球，甚至偷偷把母亲的裤子改小了穿。 成年后，她在工厂打工，宁愿被同事笑话 “不像女生”，也坚持剪短发、穿工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就该是个男人。”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前后准备了两年。 光是心理评估就做了不下十次，医生反复确认她的性别认知并非一时冲动；为了凑齐十多万元的手术费，她每天打两份工，白天在车间组装零件，晚上去餐馆洗碗，连一顿超过二十元的饭都舍不得吃。 手术当天，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时，手都在发抖，满脑子都是 “终于要做自己了”。 那场持续 12 小时的手术很成功，当医生告知 “男性器官植入顺利” 时，耿兰俊忍不住哭了。 她给自己改了个男性化的名字，开始对着镜子练习低沉的说话声，学着像男人一样走路、握手，连坐姿都刻意调整得更 “硬朗”。 那段时间，她逢人就想分享自己的喜悦，觉得往后的日子都会顺顺利利。 可喜悦没持续多久，身体的不适就先来了。 术后伤口愈合得很慢，稍微一动就牵扯着疼，她只能躺在床上休养，连翻身都要小心翼翼。 更麻烦的是激素治疗，为了维持男性特征，她需要定期注射雄性激素，副作用让她经常头晕恶心，脸上还冒出了大片痘痘，情绪也变得格外暴躁，一点小事就想发脾气。 比身体痛苦更难熬的是外界的眼光。 以前厂里关系好的同事，得知她做手术后，慢慢开始疏远她，有人背后议论 “她是不是疯了”，还有人故意躲着她走。 有一次她去菜市场买菜，摊主盯着她看了半天，小声跟旁边人说 “这人看着怪吓人的”，这话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她攥着菜篮子转身就走，回家后躲在被子里哭了好久。 办理身份信息变更时，麻烦更多。 她跑了三趟派出所，每次都要向工作人员反复解释自己的情况，还要提交厚厚的手术证明和心理评估报告。 有个工作人员忍不住问她 “好好的姑娘为啥要遭这罪”，让她尴尬得说不出话。最后身份信息虽然改过来了，可户口本上 “性别变更” 的标注，总让她觉得自己像个 “特殊群体”。 找工作时的遭遇更让她心寒。 她拿着新的身份证去应聘，HR 看到她的简历，又看了看她，眼神里满是疑惑。 有几家工厂明确拒绝了她，说 “我们需要正常的员工”；还有一家虽然让她试用，可同事们总是刻意避开她，午餐时没人愿意跟她坐一桌，她干了不到一周就主动辞职了。 那段时间，耿兰俊整天待在出租屋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第一次开始怀疑当初的决定。 好在家人一直没放弃她，母亲虽然一开始难以接受，但还是每天给她炖鸡汤补身体，父亲也偷偷帮她打听适合的工作。 在家人的鼓励下，她慢慢调整心态，开始接一些手工活在家做，比如串珠子、缝布艺，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慢慢找回了生活的底气。 如今的耿兰俊，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也学会了坦然面对别人的目光。他说，当初做这个决定，就是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虽然过程比想象中难，但从来没后悔过。 耿兰俊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性别认知群体的不易。他们只是想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却要面对比常人更多的挑战。你觉得，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接纳这类特殊群体，让他们能更从容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