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将城围得水泄不通。蒋多次派专机接应市长杜建时撤离，最后一次飞机一连等候三天，均被他谢绝。 杜建时自忖是天津人，决不可弃家乡父老于不顾。同时，他相信共产党“首恶必惩，不杀无辜”的政策，于是下令从市政府到各机关、团体、学校，全面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 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杜建时在解放军进城后，亲自与秘书梁子青将登记在册的市府财产悉数移交解放军首长，随后被俘。 —— 1949年1月的天津，冷风跟刀子似的，可城里气氛比天气更凉。外围炮声隆隆，解放军步步紧逼，城防司令陈长捷在指挥部里急得团团转，蒋介石一封接一封电报往桌上拍：飞机已到，速接杜市长离津！那架C-47专机真就在机场硬撑了三天，飞行员冻得直跺脚，愣是没等到杜建时的人影。 杜建时那时候在干嘛？他在市政府顶楼支了张桌子，拿粉笔在地上画了条线，对面就是秘书梁子青。俩人一笔一笔记账：几把椅子、几张桌子、几台打字机，连墨水瓶剩多少毫升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人劝他：“市长，飞机不等人！”他摆摆手：“我天津生天津长，这时候跑，叫父老们背后戳脊梁骨？我干不出那事儿！” 其实他心里早有算盘。重庆谈判那会儿，他听过共产党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口号，自认没沾过老百姓的血，顶多跟着老蒋跑跑腿，算哪门子“首恶”？干脆把账交清楚，兴许还能落个“将功折罪”。于是他把各机关、学校、银行全叫来，挨个儿交钥匙、交账本，忙活到后半夜，窗外炮声越来越近，他却像准备过年一样，把库房锁得锃亮，钥匙一排挂好，红绸带还系了个蝴蝶结。 1月15日拂晓，解放军从西线突进，巷战打到市政府门口。杜建时整了整呢子大衣，把最后一份“天津市府财产清册”双手捧给进门的解放军干部，鞠了一躬：“诸位辛苦，东西全在这儿，一样不少。”干部愣了愣，下意识回了个军礼，回头跟战士嘀咕：“这市长，咋跟交房租似的？” 交完东西，他转身对梁子青说：“走，咱俩报到去。”梁子青眼圈都红了：“市长，真不跑？”他苦笑：“往哪儿跑？飞机翅膀硬，也驮不动良心。”俩人肩并肩走出大门，迎面就是解放军押解队，杜建时主动伸出双手：“铐吧，省得你们麻烦。”战士倒不好意思了，掏出手铐又塞回口袋：“先上车，手续后补。” 后来，他被关在保定战俘管理所。审讯干部问他：“为啥不走？”他挠挠头：“我算了笔账——跑，得搭飞机油钱、飞行员命钱，还可能炸着老百姓；留，顶多搭我自个儿。天津人嘛，算盘珠子打得精。”一句话把审讯员都逗乐了。管理所里，他照样“交作业”：把国民党市府运作、财政收支、人事关系写成几大摞材料，字迹工整得像刻钢板。管理员感慨：“这杜市长，要是早生十年，准是咱的好会计。” 1951年，他被转押北京功德林。那地方关着一堆“大人物”，杜建时级别不算高，却落得个“最配合”的名头。别的战犯唉声叹气，他却天天趴在通铺上写交代，写完还帮人润色，谁要是“材料卡壳”，他主动帮忙凑字数，被同号子戏称“杜秘书”。有人调侃：“老杜，你交这么干净，不怕枪毙？”他耸耸肩：“我交的是账，不是命；账清楚了，命就保住了。”轻描淡写的背后，是天津人骨子里的“算盘精”，也是读书人“认账”的倔劲儿。 再后来，他特赦出狱，被安排到天津郊区一家农场当会计。工资不高，他却干得带劲：把农场旧账翻出来，一栏一栏对，一笔一笔抠，愣是给生产队省出几千块。夜里，他爱搬个马扎坐在场部门口，看远处海河灯光，有人问他：“杜会计，想啥呢？”他笑笑：“想我交出去的那把钥匙，不知道还在不在市府大门上。” 我看完这段史料，心里像被啥揪了一下。杜建时不是“大义凛然”的英雄，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只是个想把账算清楚的天津人。在他看来，跑路是赔本买卖，留下才是“保本”——保自己的命，也保家乡的面子。今天，我们说起“起义”“投诚”，总爱讲轰轰烈烈，可像他这样，把“投降”办成“交接”，把“被俘”过成“记账”，何尝不是一种选择？选择背后，是责任，是算计，也是人性。 所以，别急着给他贴标签。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天津市长，飞机在跑道上等你，一边是总统命令，一边是家乡父老，你会怎么选？杜建时用行动回答：把钥匙交出来，把账本摆清楚，把自个儿交给命运。至于身后评说，他早就算过——天津人，认账，不认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