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1955年春天，纪念碑工程会议室里，林徽因拿着碑心石背面的尺寸图纸翻来覆去比对。一开始她估摸着能写150个字，后来精确算出来只有114字。   这114字分成三段，一段29字、一段30字、最后一段55字，一段比一段长，那股层层往上涌的气势，得靠合适的字体才能撑起来。   她坚持用楷体，可不是随便拍板的。碑刻跟在纸上写字不一样，得经得住风吹日晒，还得让不管文化水平高低的人都能看懂。   楷体规规矩矩、清清楚楚，刚好符合“刻在石头上长久保存”的需求。要是选了行书或者草书，过个几十年说不定就有人认不全了，那碑刻记录功绩、传递历史的作用不就打折扣了？   林徽因研究中国古建筑大半辈子，太懂传统碑碣的门道了——从汉朝的隶书到唐朝的楷书，只要是刻着重要历史内容的石头，几乎都用规整的字体。就连她之前设计的八宝山公墓碑刻纹样，也没脱离这种庄重的传统。   当时参与讨论方案的专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用隶书显得古朴，也有人觉得篆书更有民族味儿，但都被林徽因一一考虑后否决了。   隶书的笔画弯弯曲曲太多，114个字挤在一起容易显得乱，特别是最后那段55字的长文，笔画多的字堆在一块儿，整体看着就失衡了；篆书就更麻烦了，认识的人太少，纪念碑是给所有老百姓看的，用太生僻的字体反而拉远了距离。   楷体就没这些问题，笔画清晰、结构匀称，就算是“内外敌人”“民族独立”这种笔画多的词，在有限的空间里也能显得端庄，跟碑心石方方正正的造型看着也协调。   彭真提这个建议，也不是一时兴起。他见过周恩来早年的书法，知道这位出身书香世家的领导人，书法底子特别厚。   周恩来少年时写的赠言里，就有明显的魏碑风格；1917年去日本之前，他给同学题字，那个“愿”字写得宽宽大大，笔力沉得像砸了重锤，那时候就能看出他对碑刻书法的理解了。   到了中年，他的字更显浑厚稳重，给保健护士郑淑芸的题词里，颜体的骨架和行书的流畅结合得特别好，48个字写得又秀气又有劲儿，完全能撑得起碑文的庄重劲儿。   更关键的是，周恩来从纪念碑奠基到建设，全程都参与了，1949年奠基典礼上，他还代表主席团讲话，对“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建碑目的理解最透彻。让他写碑文，相当于让文字和背后的历史背景连在了一起，特别贴合。   为了写好这114个字，周恩来下的功夫比谁都多。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一睁眼，先不急着处理别的事，就坐在桌前练写碑文；晚上忙完政务，还得再琢磨琢磨，单个字反复比对，整篇连起来练习，前前后后整整一周，写了40多遍。   他还特意调整了书写的节奏：前两段29字、30字的短文，字体写得稍微紧凑些，透着历史的厚重感；最后那段55字的长文，就把字间距稍微放宽一点，让“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那股跨越时间的开阔感更明显。   这种细节上的琢磨，正好对上了林徽因之前琢磨的碑文要一层比一层有气势的想法。写完之后，他还亲自把手稿送到工地，挺谦虚地说“要是不行我再重写”。   这份认真劲儿，跟纪念碑建设者们的态度一模一样——光开采运输那块碑心石，就用了7116个工人；林徽因连浮雕上的花，都要从敦煌壁画里反复挑，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菊花这三种有象征意义的花。   其实早有例子能说明这么选没毛病。南京中山陵的碑文就24个字，最后选了“民国第一楷书”谭延闿来写。他的颜体字结构宽绰，笔力跟铸铁似的结实，把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分量稳稳托住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分量更重，涵盖了一百年的革命历史，周恩来的书法既有颜碑的端庄稳重，又有魏碑的刚劲骨气，还加了他革命生涯里练出来的内敛锋芒，比单纯书法家写的字多了一层精神内涵。   林徽因看到手稿的时候，当场就认可了。她知道，好的碑文字体不光要好看，更要“看到字就能想到背后的人”，得让后人看到这些字，就能联想到书写者和那段历史的紧密联系。   周恩来的字正好做到了这一点——既有传统书法的底子，又有时代精神的印记，跟碑上172个无名英雄的浮雕配在一起，刚好构成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完整故事。   从1949年奠基到1958年建成，纪念碑花了3亿多元，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林徽因甚至把自己生命最后几年的时间，都投到了纪念碑上，而周恩来用40遍手稿换来的114字碑文，最后跟着汉白玉碑石一起立在天安门广场，成了跨时代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