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金三角贩毒集团的一名卧底警察在经过海关时突然被拦下，那人低声说“你暴露了，赶紧跑，他们要活着砍你，” 1950年代的山东平原上，傅衍鲲是村里出了名的文化人。年轻时他当过通讯兵，练就了一手快准的电报技术。 退伍后，他没选择去城里谋差事，而是回到了老家当一名语文老师。三尺讲台一站就是三十六年。 傅衍鲲有一个哥哥，叫傅衍鹏。 哥哥早年离乡参军，后来留在云南做公安，专门负责缉毒工作。 那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在那个时代，云南边境毒品泛滥，金三角的毒枭武装势力横行，很多缉毒警察的生命都定格在了丛林深处。 傅衍鹏很少回家，每次回来，总是沉默寡言，只在离别前拍拍弟弟的肩说：“你教好孩子们，我来抓坏人。” 傅衍鲲接过侄子时，孩子才十岁，眼神怯生生的，一口云南腔，让同村的孩子都笑他。傅衍鲲一边摸着侄子的头，一边安慰说：“没事，咱慢慢学，山东话也能讲好。” 他把侄子当亲儿子疼，教他读书写字，还常说：“你爸是抓坏人的英雄，以后你也要正直做人。” 十六岁那年，傅衍鲲发现侄子开始变了。夜里不睡，白天萎靡不振，眼神飘忽，手总是抖。 起初他以为是青春叛逆，直到有一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只小玻璃管和一包白粉。那一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啥？”他问。 侄子一脸惊慌，嘴唇颤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傅衍鲲整个人僵在那儿，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在盘旋——他哥哥是缉毒警察，而他的侄子，居然吸上了毒。 那一夜，他没合眼。第二天一早，他把侄子拖上车，送进了市里的戒毒所。 从那天起，傅衍鲲心里的某个结，死死系上了。他痛恨毒品，也痛恨那些制造、贩卖毒品的人。 1993年，他主动找到省公安厅，通过哥哥的关系，提出一个大胆的请求——他愿意以“商人”身份潜入金三角，为缉毒部门收集情报。 组织一开始拒绝：“你是教师，不是警察，更不是情报人员。” 但傅衍鲲一句话让在场的人沉默了：“我教了一辈子书，救不了一个孩子；可我若能进去，哪怕能让一批孩子不再染毒，也值了。” 最终，他通过审查，被临时编入边防缉毒行动小组。因为有通讯兵的背景、懂密码通信、思维细致，他被选为卧底。代号“老乔”。 第一次进入金三角时，他穿着一身粗布衣，手里拎着几箱“军用物资”。面对毒枭杨茂良时，他笑着递上礼物——38套防弹衣。 杨茂良拍着他的肩膀：“这人，有意思。” 就这样，他成了毒贩集团的“朋友”。 1998年，警方截获一批从缅北偷运入境的货物，查获海洛因两吨。那次行动的关键依据，就是傅衍鲲冒死画出的工厂位置图。 当时，他假借喝醉，趴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地面沙土上划出工厂的平面结构。那些线条在他脑中烙得极深，回去后，他在一张餐巾纸上复原了整张图纸。那一纸情报，救了无数人。 2001年的一次险情，至今仍被他视作“鬼门关”。那天，他潜入集团财务室偷拍账本，刚拍完一页，就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他心跳几乎要冲出喉咙，来不及藏相机，便顺手将它塞进排水沟里，然后往地上一倒，装作醉酒呕吐。几名毒贩进来，一脚踢了他，骂骂咧咧地走了。 那晚下了大雨，相机差点被水冲走。第二天他趁夜潜回去，从泥水中把那台相机摸出来。相机已经进水，照片模糊不清，但关键几页账本信息依旧能辨识。那是他命换来的证据。 2004年冬天，集团内部的一名成员“小黑”，曾是傅衍鲲的老乡。那天他被人灌醉，在半梦半醒之间，说漏了接头暗号。 几天后，傅衍鲲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都有陌生人跟着。出货时，他的名字被突然剔除。再后来，他被通知“上头想单独谈一谈”。 就在他意识到大事不妙时，老乡的尸体已经被扔进河里。 他连夜逃往边境，靠多年的熟悉地形和几张假身份证，终于逃回了中国。 回国后，组织派人接他到北京疗养，但他拒绝了。他说：“我见不得阳光太久，容易做噩梦。” 最终，他搬进了儿子家地下室，一住就是好几年。邻居以为他是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很少出门。 组织给他拨了补助金，他却退了回去：“要钱，就成了卖情报的。我是警察，不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