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谈毛主席！ 徐向前元帅在谈毛主席时，说了一段发自内心的话，现在分享给大家。 他说，中国出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巨人，是人民的幸福，毛主席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高官厚禄辞去，走向了贫苦的革命道路，这是为了谁？就是为了天下的劳苦大众。 1926年毛主席辞职时，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绝非虚职。这个职位月薪200块银元，还配专属公馆和勤务人员。 要知道，当时北平一个四口之家月均生活费才15块银元，北大教授胡适的月薪也不过280块。更关键的是，彼时国共合作正盛，毛主席深得孙中山赏识，再往上走就是国民党中央核心层，前途不可限量。 但毛主席却在仕途巅峰之时选择急流勇退。不少人误认为此举源于国共理念分歧激化，当时国民党左派仍占主导地位，国共合作并未破裂。 真正动因藏于毛主席当年的调研手稿中——他刚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在报告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观点在国民党内却遭遇冷遇。高官厚禄背后，是无法为劳苦大众发声的枷锁，这才是其辞职的核心原因。 这个选择背后，是他对中国革命“根”的精准判断。当时党内主流想法是“依靠城市精英搞革命”，连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也主张重点发展工人运动。 毛主席却在辞职后带着两个青年，徒步千里走访湘赣边界，写下《寻乌调查》。这份调查里，他详细记录了寻乌360行从业者的收入、土地占有情况，甚至算出“全县80%的土地被20%的地主占有”。正是这份数据支撑，让他坚信：中国革命的力量不在城市公馆，而在田间地头的劳苦大众。 徐向前元帅对此感同身受，源于他亲眼目睹了这一选择带来的深刻改变。1929年徐向前抵达井冈山会师时，所见并非想象中规整的“革命根据地”，而是毛主席带领战士帮农民插秧、共食红薯的场景。 当时地主武装造谣“红军要抢粮”，但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明确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甚至要求战士借用老乡炊具后必须清洗归还。这种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的作风，正是毛主席“为劳苦大众”理念的具体实践。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毛主席辞职后，国民党高层曾多次尝试“劝返”。1927年蒋介石专门托人传话，许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职位，将月薪提至500块银元，同时承诺为其家属安排南京住所。 但毛主席当时正忙于组织秋收起义，仅以“我志在农村，与农民同甘共苦”回应。这份拒绝比辞职本身更能体现其立场——他追求的并非个人仕途，而是让千万农民获得土地与温饱。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90%人口居住于农村，城市仅是少数精英的活动场域。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均将战略重心放在城市争夺，均未真正重视农村。 毛主席辞职后开展的系列行动，如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等，相当于在敌人防御最薄弱的区域打开突破口。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快速发展，根源便在于当年奠定的农村基础——农民成为抗日主力军，这是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均未预判到的结果。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还记载了一件事：1935年长征途中，部队面临粮荒，毛主席将自身粮食分给伤员，自己以草根树皮充饥。有战士提出“主席作为核心，应保重身体”，毛主席回应“我是农民的儿子，能与大家共渡难关”。 他并非将“为劳苦大众”作为口号，而是内化为行动准则——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的徒步调研，到长征中的粮食分配，再到建国后推行土地改革，始终以“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为核心目标。 与同时期其他革命者相比，这一选择的独特性更为突出。部分留洋归来的革命者，习惯以欧洲革命经验套用中国实际，主张“先夺取大城市”；另有部分革命者虽投身革命，却未能摆脱精英作风，与农民群体存在隔阂。 而毛主席自辞职之日起，便彻底站在劳苦大众立场。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十年农村革命实践总结的真理。 当下不乏对“辞职革命”意义的质疑，认为以现代视角审视其价值有限。但回溯1926年的历史背景：一边是月薪200块银元、出入公馆的高官生活，一边是需应对地主武装、缺衣少食的农村革命；一边是获孙中山赏识的光明仕途，一边是前景未卜的艰险道路。 换作常人，多数会选择前者。而毛主席的选择，印证其并非追求个人名利的政客，而是心怀天下的革命者。 徐向前元帅“是人民的幸福”的评价，核心在于毛主席这一选择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方向，使亿万劳苦大众获得当家作主的可能。 回望这段历史，最动人的并非对高官厚禄的舍弃，而是对“为谁革命”的清醒认知。毛主席通过辞职后十年农村革命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的根基在农村，力量源于人民。 徐向前元帅的评价，与其说是对毛主席个人的赞誉，不如说是对革命初心的肯定——这种为劳苦大众不惜舍弃一切的精神，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亦是值得世代铭记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