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在一次演讲中提起中国：“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1991 年，撒切尔夫人的这句断言曾在国际上引发热议，这句看似斩钉截铁的判断，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被现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而要理解这中间的转折，首先得弄明白当年这句判断为何会出现。 撒切尔夫人持有如此观点，其核心缘由在于西方世界长久以来惯于以自身标准去界定“思想”，这种思维定式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 在他们的认知里，思想就该是白纸黑字的理论宣言，是能直接套用的成套体系，这种 “看得见、摸得着” 的显性理论输出，才被视作有价值的思想创造。 更重要的是，这一判断也带着她自身的政治立场烙印，她推行的私有化政策让她坚信西方制度与理论的优越性，这种偏见让她难以看到其他文明的思想可能。 当年的中国，确实也让外界难以看到思想创造的苗头。思想界里，说话有分量的学者大多有西方名校背景，不管是讨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争论的框架、核心议题都是照着西方的规矩来的，就像把别人玩过的争论换了个场景重演，根本没有自己独创的思考体系。 欧洲某外交协会主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彼时部分中国经济学者成长于撒切尔与里根执政期，满脑西方市场理论，一味生硬照搬国外学说，全然缺乏对本土实际情况的考量。 除了思想界的局限，现实条件也确实不允许中国分心搞思想创造。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全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大家刚从缺衣少食的日子里走出来，国家的重心全放在学习西方技术、管理和经济规则上。 彼时改革尚处试错之期，诸如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这类难题，只能在摸索中逐步调整。一切都在探索，成熟的思路远未形成。 再加上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西方手里，就算中国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也因为没有能让西方接受的表达体系，传不到世界上去。 其实这一切的背后，是中西方对 “思想” 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根植于文明的本质差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后提出，中国并非单纯的 “民族国家”，而是 “文明国家”。其发展路径独具特色，深深烙下文明属性与民族国家特征的双重印记。 这种文明属性决定了中国的思想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抽象理论，而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智慧。 这种 “实践先于理论” 的特质，在后来的中国发展中愈发明显。“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模式，并非源于理论专著，而是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铁路合作的磨合中应运而生。历经沉淀，它已成为跨境项目心照不宣的准则。 面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难题，中国的思路也延续了这种实践特质。未盲目沿袭西方 “一刀切” 减排指标，而是凭借云南光伏电站、沙特光热发电项目等实际举措，以切实可行的方案有力证明，减排与发展并非相悖，二者能够并行不悖。 这种思路让 11 个非洲国家主动提出借鉴，也让西方慢慢改变了看法。昔日，部分对中国心存疑虑的媒体，在深入观察后转变态度。如今，它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独具匠心，成功填补了西方理论长期以来存在的空白。 三十多年过去，撒切尔夫人的判断被现实推翻，但这背后不是偶然的逆袭，而是不同文明思想特质的自然展现。 中国未曾循西方标准缔造思想，却以一次次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给出独属于自己的答案。这让世界重新省悟，思想价值的呈现，从来并非只有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