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专家罗健夫，从发现癌症到去世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间，去世后，医生根据他的遗愿解剖他的遗体时才发现，他的体内竟布满了肿瘤！ 1982年6月16日，西安西京医院的解剖室里，当主刀医生举起镊子的瞬间，见惯生死的医护人员顿时红了眼眶。 手术刀划开的不仅是罗健夫的胸膛，更是一代科学家用生命写就的忠诚。 1959年，24岁的罗健夫从西北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 那时的中国，微电子技术像一片待垦的荒原，国外技术封锁严密，国内连基础资料都稀缺。 这个戴黑框眼镜的湖南青年站在实验室门口，把行李往墙角一撂：“我来这儿，就是要把这片荒田种出粮来。” 此后的七年，他成了研究所的“影子人”。 为啃下图形发生器的技术难关，他白天泡在资料室抄译外文文献，夜里裹着军大衣在绘图板前计算参数。 同事回忆：“他桌上永远堆着冷掉的馒头，抽屉里塞着胃药。饿了就啃两口，疼了就吞片药，谁劝他去医院，他就说‘数据没跑完，走不开’。” 1965年，他主动申请参与北京电机厂的合作项目，从零开始自学电子电路、自动控制。 为了弄明白一个触发器的设计原理，他在车间蹲了一整个月。 跟着工人师傅拧螺丝、测电流，笔记本记满三大本，手被烙铁烫出泡也不吭声。 这种近乎偏执的钻研，让他在1972年迎来人生高光。 中国首台图形发生器“长城一号”在他手中诞生。 这台机器有多重要？ 它是芯片设计的核心工具，能让科研人员告别手工描线，在屏幕上精准绘制集成电路图。 评审会上，专家拍着他的肩：“老罗，你这哪是造机器？是把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往前推了十年！” 可没人知道，“长城一号”的每一行代码、每一颗螺丝，都浸着罗健夫的血。 从1980年开始，他的身体就拉响了警报。 胸痛像针扎，咳血染红了手帕，可他总把这些症状归为“累的”。 研究所书记看他脸色蜡黄，强行塞给他一张体检单，他却转身就锁进抽屉：“项目到了调试关键期，我走了谁盯？” 他的工装洗得发白，领口磨出毛边，却舍得花光积蓄买进口元件。 为了凑齐一台示波器的零件，他骑着自行车跑了七家废品站，蹲在地上翻拣旧机器，最后攥着几块电路板回来。 虽然累，但他脸上挂着笑：“凑齐了，能省三千块。” 三千块，在1981年够买半车猪肉，够给刚出生的女儿买三年奶粉。 可在他眼里，不如实验室多台仪器。 1981年冬夜，他在调试第三台图形发生器时突然晕倒。 同事送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已是肺癌晚期。 医生直叹气：“肿瘤已经扩散，最多还有半年。” 他盯着报告单沉默半晌，突然笑了：“那我得赶在夏天前把机器定型。” 从医院回到研究所，罗健夫变了模样。 工装里垫着硬纸板支撑佝偻的脊背，止痛药从一天一片加到一小时一片，可他的脚步反而更急了。 有次疼得浑身冒冷汗，他把毛巾咬在嘴里，手指还在键盘上敲参数。 他拒绝住病房，只在研究所搭了张行军床。 白天指导团队调试，夜里自己核对数据。 1982年6月，他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坐立。 最后一次去实验室，是被两个同事搀进去的。 他倚着门框，呆呆地望着那台机器。 徒弟哭着问：“师傅，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他摇头，指了指操作台：“把冷却系统再查一遍……” 三天后，罗健夫在昏迷中离世，年仅47岁。 遵照他的遗愿，医院对他的遗体做了全面解剖。 当肿瘤被完整取出时，在场医生集体起立致敬。 这个直径12厘米的巨瘤，几乎占满整个胸腔，挤压着心脏和肺叶。 病理报告显示：“癌细胞已转移至全身，患者生前承受的疼痛，远超常人想象。” 更让人心碎的是他的遗物。 一件缝补七次的工装，一本记满运算公式的笔记本，还有三百元存款。 他在遗书里写：“遗体捐给医学院，供癌症研究；存款给所里买书，给年轻人添设备。” 1983年，国务院追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那台“长城一号”图形发生器，至今仍陈列在中国科技馆。 如今再看罗健夫的故事，有人落泪，有人感慨“太傻”。 可放在那个年代，这何尝不是一种必然？ 当国家需要突破技术封锁，当“科技报国”不是口号而是生存法则，总有人愿意把自己锻造成火把。 他的工装里没有勋章，他的存款买不起豪车，可他的名字刻在“长城一号”的基座上，刻在每个半导体科研工作者的心里。 解剖室里的那颗巨瘤，不是悲剧的注脚，而是英雄的勋章。 它证明了一个科学家可以把生命熔铸进国家的未来，证明有些奉献，比生命更长久。 罗健夫用47年光阴，写就了一个答案。 所谓“国士”，不过是把“我”字写小，把“国”字写大的人！ 主要信源：（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罗健夫：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