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问题，唐朝整不明白，元朝整不明白，明朝也整不明白，但是硬是让清朝给整明白了，说白了，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不是打仗的士兵，反而是六十多岁的康熙，给整场战争定了调子。   康熙三十年（1691年），有大臣建议他修长城防边疆，他直接给否了，说“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顺了比啥城墙都管用。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后来他对西藏的策略就照着这个思路来的。那会儿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偷袭西藏，杀了和硕特部的拉藏汗，占领拉萨，把寺庙的金银宝贝都抢光了，西藏百姓苦不堪言。康熙先是派兵进藏，结果因为准备不足，粮道被断，全军覆没，这可把他急坏了。   老爷子没灰心，总结教训后来了个大手笔。康熙五十七年，他任命十四皇子胤禵当大将军王，坐镇西北指挥；又提拔年羹尧当总督，负责后勤粮草；还分兵三路，从青海、四川、云南同时进发，彻底孤立准噶尔。   这一招特别高明，不光用军事手段，还玩心理战。胤禵写信给班禅，说清军是来“振兴佛法，安定众生”的，这话传到西藏，当地人一听是来帮自己的，纷纷鼓掌欢迎，甚至有人主动给清军带路。结果南路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就进了拉萨，准噶尔军头目策零敦多布吓得直接逃回新疆。   康熙清楚，打完仗才是麻烦的开始。他废除了过去权力太大的第巴职位，改成好几个噶伦一起管事，让康济鼐当首席，其他位置也安排藏族贵族，还留了三千清军驻守。   这么一来，既避免了一个人独揽大权，又让本地人觉得被尊重，关键是清朝能直接插手管理，不像以前还得通过蒙古汗王转一道手。他还特意在拉萨立了块碑，写明出兵是为了“兴教安民”，不是来抢地盘的，这招安抚人心玩得特别溜。   等到乾隆接班，更是把“因俗而治”玩出花来。他不光在承德修外八庙拉近和蒙古西藏的关系，还把老爹的行宫雍和宫直接改成藏传佛教寺院，从蒙古西藏请高僧来住持，搞得蒙藏地区高层僧侣都觉得朝廷是自家人。   有次六世班禅还特意从尼泊尔买整根白檀木运到北京，雕成26米高的大佛放在雍和宫，这心意可不是勉强能换来的。   乾隆晚年更绝，眼看活佛转世老被贵族操纵，他直接搞出“金瓶掣签”的规矩，特制两个金瓶，一个放北京雍和宫，一个送拉萨大昭寺，转世灵童得由驻藏大臣监督抽签决定，杜绝了私相授受。   他还把这套办法刻在《喇嘛说》碑上，立在雍和宫门口，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说明白：朝廷尊重宗教信仰，但谁要借宗教搞乱子，王法绝不轻饶。这话硬气又公道，让人挑不出毛病。   驻藏大臣制度也是清朝的妙棋。从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朝廷派大臣常驻拉萨，一待就是三年，后来权力越来越大，到乾隆定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时，驻藏大臣简直成了西藏真正的掌舵人，从人事任免到外交军事，甚至达赖班禅的转世都得他点头。像松筠这样的驻藏大臣还经常下乡巡边，发种子教耕种，防治天花，西藏人背后都叫他“菩萨大臣”。   所以说清朝能搞定西藏，关键是摸透了“软硬兼施”的门道。康熙定了调子——军事是手段，收心才是目的；乾隆接着谱曲——尊重你的习俗，但规矩得朝廷定；   中间还配上驻藏大臣这类“执行导演”，一步步把西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里。他们没像唐朝那样光靠和亲安抚，也没学元朝纯靠军事镇压，而是把政治争取、宗教笼络和制度建设拧成一股绳，这才解决了历代王朝头疼的西藏难题。